管理的本质是“扬善抑恶”！？
千古以来，人性善恶之思、之争、之罔，永无休止。古之圣贤有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有修禅者认为世界本无善恶，常人所言之善恶仅是徘徊于动机与结果之间游移不定的道德评价；西方社会有“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从物种自身的繁殖、衍生、生存、保护自我的方式，试图以物化的方式阐释人性善恶的命题本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静心思之，各种观点均有其各自视角，各有其道理，或背负了迎合当时社会主流价值的使命，或成为某种整体理论宏厦之假设基础；而现代人看人性善恶的角度或前人观点时，均以不能入其境而不能得其法。
在探寻管理本质的过程中，关于人性的善恶假设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命题，而且只能由管理者通过不断的参悟形成自己的判断。上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的X理论、Y理论，后来日本学者威廉•大内结合日本企业提出的Z理论，以及后来美国学者提出的超Y理论，都在试图通过一种数学模型式的方式来探寻这个命题。但是这些理论的提出，依然没有使得经理人们心中的疑惑顿开，反而使之更加迷茫。个人认为这些理论之所以并不具有说服力和解决问题的实效性，根本原因在于其过于急切的找到“管理之道”的动机。
笔者对此问题的思考，也曾一度陷入迷惘，尽管公司提出“自私懒惰是人性本质规律”的原始假设，但仍未能解释心中的谜团。近日，笔者上网冲浪时偶得一禅语故事，颇有所获，故事原文如下：
<正字与反字>
小和尚满怀疑惑地去见师父：“师父，您说好人坏人都可以度，问题是坏人已经失去了人的本质，如何算是人呢?既不是人，就不应该度化他。”
师父没有立刻作答，只是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个“我”，但字是反写的，如同印章上的文字左右颠倒。，
“这是什么?”师父问。“这是个字。”小和尚说：“但是写反了!” “什么字呢?”
“我’字!”
“写反了的‘我’字算不算字?”师父追问。
“不算!”
“既然不算，你为什么说它是个‘我’字?’
“算!’小和尚立刻改口。
“既算是个字，你为什么说它反了呢?：， 。
小和尚怔住了，不知怎样作答。
“正字是字，反字也是字，你说它是‘我’字，又认得出那是反字，主要是因为你心里认得真正的‘我’字：相反的，如果你原不识字，就算我写反了，你也无法分辨，只怕当人告诉你那是个‘我’字之后，遇到正写的‘我’ 字，你倒要说是写反了”师父说，“同样的道理，好人是人，坏人也是人，最重要在于你须识得人的本性，于是当你遇到恶人的时候，仍然一眼便能见到他的“夭质”，并唤出他的‘本真’；本真既明，便不难度化了。
从此故事中，笔者顿悟：“字”有正反，但不仅在于字的正反，还取决与观者的角度；人亦有善恶，但当事者本人往往不自知，认为自己的行为均为“善行”，而“善”者观之，善为善、恶为恶，“恶”者观之，恶亦为善。从管理的视角来看，没有必要像荀子那样从襁褓之时去探求人性善恶，而以大多数成年个体为样本、从社会性的角度来探讨显得更具有显示意义。因此，笔者认为，“人性善恶共存”，人性中“善”的部分必须通过企业文化和价值的引导与扬弃，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否者会“雪藏”在人性深处，即人的“善性”具备从动性特质；相反，人性中“恶”的部分却必须通过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或反向激励予以控制，破坏其产生的环境和条件，才能有效的得以抑制，否则只要给它机会，利己就会冒出头来，即：人的“恶性”具备主动性特质。
有此理解，再来解释社会现象和企业问题，均可一一迎刃而解。
政府腐败官员初入政坛时，之前所受教育中对“善性”起激发作用的那些因素仍在发挥作用，而此时也无成熟的“作恶”机会，因此往往都十分能干而政绩彪炳；但在后期从善的因素逐渐磨灭，而“作恶”机会逐渐成熟，贪污腐败也便风生水起了。因此，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是建立真正有效的“倡廉”价值观体系并落到实处，更重要的是完善相关立法和社会监督机制。而目前政府在这两条上均无真正作为，甚至试图用“高薪养廉”的烂招来解决问题，自然是无法奏效了。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文化和制度建设一直也是企业重视和研究的对象，而且很多企业在这两方面不遗余力，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始终没有效果，甚至越做越乱。读者可能会疑惑：既然文化可以“扬善”，制度可以“抑恶”，那为什么却没有效果呢？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企业一直企图用文化来抑恶，而有些制度却被用来扬善，况且很多企业的文化建设都因迎合老板口味而流于形式，成为“伪文化”、“口号文化”、“大道理文化”，自然也就无法做到“扬善抑恶”了。
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去了解员工的真实需求，挖掘出因需求而产生的各种动机，对这些动机中各种善恶因素一一识别，并采取相应的手段方可做到“扬善抑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诱发“善”的动机一定是文化层面的引导，抑制“恶”的动机一定是制度层面的约束；另外，有形的激励均是制度的范畴，因此永远不要企图通过有形激励来扬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