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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这家全球民意调查公司的鼻祖开始了在中国的“民调”之旅。
6月末，盖洛普在北京将最近4年在中国的民调成绩单公布于众，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比2008年提升了两个百分点，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
不过，这一“好成绩”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反而招来不少质疑。有媒体称，这跟现实感觉不符，建议盖洛普对自己的民调结果再做一次民调。还有分析人士把这份调查结果看作是盖洛普抛出的“橄榄枝”，是“政府公关”。
那么，盖洛普究竟拿什么来界定“被尊重”，其调查结果又能否站得住脚呢？
“好成绩”不讨好
“如果有人问全球的民生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我想我们的数据可以代表全球。”盖洛普咨询公司董事长兼CEO吉姆・克里夫顿说。自2005年起，盖洛普开始用他们总结出的100个问题去询问世界上150个国家的国民，了解他们的感受，得出当地的“民生指数”。
根据盖洛普的数据，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这一数据高于87%的全球平均比例。从不同国家来看，美国2009年民众受尊重比例为89%，日本及韩国的民众受尊重比例为62%和69%，而同为亚洲国家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却都达到了94%。根据数据归纳，经济发达国家的民众受尊重的比例较低，而经济落后国家的民众反而受到了更好的尊重。
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不少网民对突如其来的“好成绩”表示惊讶，甚至认为有“被代表的嫌疑”。
那盖洛普的数据是如何得出的呢？据介绍，在中国，盖洛普抽样选择了4200人进行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采用电话访问，而其他中小城市和农村则采用入户面访的形式进行，每个人的调查时间大约在45分钟，从盖洛普提前准备的100个问题中选取符合对方身份的问题进行调查采访。
那如何选取调查的城市和人呢？“这是盖洛普抽样的一套技术系统，随机抽取，保证每个城市和人都有同等的机会。”盖洛普(中国)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沈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此次调查的样本中，农村的样本量占的比例要比城市大。”盖洛普(中国)咨询公司首席咨询顾问吴涛特别告诉记者，以表明盖洛普的民意调查的确囊括到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
谁能影响民调结果
“并不是所有人对结果都是认同的，社会对于调查结果的反应，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吴涛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吴涛告诉记者，从统计科学上来讲，用3500人～4000人的样本量就足以代表13亿人的想法，统计上最大的误差不超过正负3%。至于抽样调查的方法，一位社会学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很多调查机构也在使用，其中有概率抽样、电话号码分段抽取、电脑随机抽样等等，只要按照科学的原则来进行，就能保证调查的准确性。
但哪些误差会导致调查结果的差异？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如果在不同国家进行调查，有三方面内容需要考虑。
首先，要考虑量表是不是有效，也就是说，在不同国家、地区调查的量表内容是不是一致的，是否具有可比性，包括翻译成不同语言之后是否会产生差异，这些都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数据比较的有效性。
其次，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对于一项调查结果是如何抽取的，是在农村抽取还是在城市抽取的，需要交代随机抽样的具体方法，这将决定抽出的样本是否能代表整体。
另外，在调查过程中，也可能因为操作过程中工作的一些失误产生误差。
对于调查结果，专家认为，这与其调查的具体问题也是紧密相连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对中国老百姓适用，也将直接影响结果的有效性。”
对于中国民众受尊重感高于美国、日本，吴涛解释说，人们对尊重的感知与经济是否发达无关，而是与生活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以及未来能否得到进一步改善有关。
目前，我国年人均收入近3000美元，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看来，这一人均收入水平预示的贫富分化，可能加剧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生活状况改善带来的受尊重感。当然，少数官员的奢侈腐败等行为也在客观上消弱了民众的受尊重感。
以“民调”进行政府公关？
“一直以来，我们都保持着第三方机构的独立状态，不受任何一方的财政支持，因此，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研究是完全独立的。”吉姆・克里夫顿对记者表示。
据盖洛普咨询公司副合伙人冯翠敏介绍，盖洛普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是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但调查结果，盖洛普并不需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也就是说，此次调查完全是盖洛普的公司行为。
作为全球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无论是最早对“公众关于社会和政治议题的意见”的调查，还是为美国党派候选人测评民众支持率，盖洛普总会收到民众的口水。如今，全球民生数据的调查也并非易事。
拿这次在中国的“受尊重”民调来说，由于调查结果与真实感受不符，有媒体署名评论文章指出，盖洛普式“受尊重”是“入乡随俗”的“政府公关策略”，是为了争夺市场。
然而，在盖洛普看来，这次只是盖洛普为中国社会所作的一个“贡献”――“这一民意调查可以为中国政府提供研究数据，通过与全球其他国家民生检测指标的对比，制定更好的、符合民生的公共政策。”
“可能它可以为我们在中国的其他业务带来品牌影响力，但目前的确是耗费了大成本，而且并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沈颖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