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尴尬的万达大歌星KTV，有无可能以“Live House”为媒，与扩展产业链的“中国好声音”联手共进？
在日本人看来，毛泽东、甘地改变了亚洲的白天，井上大佑则因为卡拉OK的发明改变了亚洲的夜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风靡中国的量贩式KTV，30多年时间里没有太多的创新与变化。在电影行业每年保持30％-50％的增长率之下，KTV行业在2013年变成负增长。据行业专家对整个大众娱乐产业的调查摸底，目前国内娱乐会所、商务型KTV的市场相比3年前已经缩水近30%，随着“节俭风”在全国范围“劲吹”，大量的娱乐会所未来堪忧。
但中国最大的连锁式KTV——万达大歌星却仍然走在扩张的路上。
截至今年8月，万达大歌星在常州武进、佛山南海又有新店成立，共计全国已有90余家门店。记者通过一位接近万达的内部人士了解到，2013年，万达大歌星KTV取得了数字靓丽的成绩单，外界一直也有大歌星盈利尚可的共识。
中国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王永平表示：“大歌星作为国内第一大KTV连锁品牌，依托万达广场拓展速度与主力店的核心区位，即使行业整体疲软，仍在连锁化、市场化、规模、品牌等占有先发优势。但面临变革是必然。”
大歌星必须变革的原因在于，作为原有娱乐场所的定位，大歌星的发展空间无疑日益逼仄。
“八项规定”效应之下，2014年大歌星的盈利情况却并不理想，上述人士向记者表示：“十八大以来连续推出一系列廉政反腐举措，对于大歌星这样的娱乐业冲击很大。
尽管从万达公开数据看，大歌星在2013年实现了47％的增长，但与其他兄弟公司动辄上百亿、千亿规模发展相比，年收入10.6亿的大歌星“体格”最小，在整个KTV行业进入缓慢下行通道时，它有被集团边缘化的风险。
王永平对此向记者表示：“包括万达自身也十分明了，传统KTV行业利润率很低。万达与行业中其他企业采用劳动派遣制不同的是，专业团队素质高，管理非常规范。总部所有员工学历均在本科以上，中高级管理层还需要猎头帮忙，每位正式员工保险都是七险一金，人力成本较高。”
同时，像销售假酒、不给员工上保险、偷税漏税等行业潜规则在万达都不适用，随着量贩式KTV行业在网上团购的价格战的惨烈，房租成本提升等都在挤压大歌星的利润。据了解，大歌星由总部地产高管来整体运营大歌星，不同于万达商业地产独步天下的管控成熟，大歌星采取连锁集权式的管理模式，无形又加剧了管理成本。
2013年，大歌星实现收入同比大幅增加，是因为大歌星发动6000多名员工“全民营销”大歌星各类线下实体广告位，同时开展各类广告合作，实现了4700多万广告收入。如果从时下时髦的O2O大数据角度来看，KTV团购、广告合作类介入仍属落后营销模式。
至此，万达大歌星陷入了收入尚可，但前路渺茫的尴尬境地。
大歌星出路何在？
综合看来，万达大歌星应该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跟随万达整体的电商进展，“从重变轻”的互联网O2O转型。
今年8月底，万达集团联合腾讯、百度共同组建电商公司大举进军互联网。事实上，在互联网O2O的道路上，大歌星也一直很勤奋。
大歌星KTV曾联合PPTV，打造自有品牌的选秀节目《我是大歌星》，借助移动互联技术，进行以KTV线下海选+网络互动直播全新参与的方式探索。本年度举办七夕“玫瑰应急箱”，联合聚美优品微信营销等营销活动，集合了APP、微信及第三方网络平台等一系列新媒体营销利器，希望借此开创出全新互联网推广模式，真正转型为音乐产业链中的娱乐网络公司。
早在2013年4月，万达大歌星便推出行业内首个K歌应用软件“大歌星APP”。数据显示，上线以来“大歌星”APP累计激活用户达50万人，注册用户达20万。同时借助微信与第三方等多渠道线上传播平台，结合线下几十家实体店铺，探索自己的全新O2O商业营销模式，同时今年7月，大歌星网站改版，试图打造娱乐电商综合平台。
前车之鉴是，互联网自己革命成功的案例极少，都是门口跨界的野蛮人破坏性创新颠覆着传统行业。线上线下相互整合的KTV行业，软件唱吧与9158风头正健。唱吧已大张旗鼓地推广线下KTV概念，并要在今年底前开北京第一家体验店。9158则已在杭州开了2家旗舰店，并积极并购连锁品牌。唱吧软件有一亿多的装机量、月活跃用户破千万，而9158每天同时在线人数也有数十万，如果这些互联网流量被导流到线下，无法避免的是传统KTV巨头的市场要被蚕食。
互联网时代，不变是等死，求变是找死。这条路谁走都辛苦。
第二条道路：万达打包出售大歌星。
鉴于上述的管理难度所在，与绝大多数经营不规范的同行相比，竞争起点本来就高得吃力，兼之这种特殊娱乐业态所具有的高风险，再加上大歌星又属万达内部的小盘股。诸种因素叠加，万达大歌星到头来可能会“食之虽有味，弃之不可惜”。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好声音联手。
为了避免被万达卖掉的结局，从2013年起，大歌星就开始了自救升级之路，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比如今年4月16日，万达大歌星KTV与中国好声音达成的战略合作。
当天，大歌星与中国好声音的业务关联兄弟公司梦响强音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好声音节目组授权“大歌星KTV”成为第三季节目在娱乐行业海选招募的唯一报名通道，并由此正式启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线下海选活动。
合作之后，首先，中国好声音的参赛者通过大歌星KTV手机客户端即可获得大众投票，同时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的转发发动身边亲朋好友实现便捷性拉票；第二，对于在前三周海选赛事中落榜的选手而言，可以在最后一周海选中再次来到大歌星KTV报名参赛，以获得重返赛场机会。这一系列合作举措被万达大歌星自己解读为“代表着传统行业与O2O模式创新结合的成功”。
中国好声音要当大歌星的救星
虽然到2014年10月，“中国好声音”已唱到第三季，今年也是购买荷兰《The Voice》三年版权的最后一年。但现在看来，“好声音”仍有着好前景，而且是在更大产业意义上的前景。
与万达大歌星合作的达成，意味着“中国好声音”已经手握三大利好。
第一，有专营权。去年同档期，各大电视台选秀类的节目有19家，而今年只有“好声音”拿到唯一一家歌唱类节目选秀牌照。独家意味着垄断。“好声音”幕后操盘手，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灿星文化”）董事长田明野心勃勃——灿星要做中国华语音乐人才新鲜入口，娱乐选秀内容的主要门户，以及最大的音乐平台。
第二，有商业模式。斐声中外的Live House将成为这个商业模式中的重中之重。田明公开表示，除去建立中国最大的付费音乐数字平台，更重要的还是“现场音乐”，灿星将通过演唱会、巡演、音乐节，以及更为专业的Live House模式进行组合扩张。
第三，有线下平台。此时，万达登场。田明透露，灿星文化未来会跟万达100多家大歌星KTV合作，使Live House大范围落地。按照万达早先规划，2014年底大歌星门店总数将达到105家。如果每个万达广场做一家中国好声音的Live House，那么依托万达商场迅速铺开，就是100多家，规模先上去了。
虽然网络媒体一直快速消费着音乐，灿星制作却一直有着构造音乐全产业链的梦想——借助灿星内容制作优势，未来跟优势渠道对接，最终形成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在音乐产业上进行深耕细作。
通过公开资料，不难看出中国好声音的内容制作的强悍：灿星制作通过好声音节目有了多边性的展示平台，签约具有强大成长潜力的年轻歌手；有了中国最具有实力的资深音乐人的鼎力相助；具备举办大型演唱会的经验；有庞大媒体群的互动参与和持续关注；有广告及赞助商的肯定；有了节目多样化的分销渠道……
但由于欠缺线下的核心商业模式，中国好声音的持续发展受到制约。
中国好声音一次对外签3年版权，至少可举行3季，按照每季签约50多位学员的计划，3年内灿星制作团队旗下可能要拥有100多位艺人。但我们看到《中国好声音》学员走出来后，除去吴莫愁、李代沫、多亮、吉克隽逸等较容易挖掘商业价值的新星，其他歌手后续动作并不多。
对此田明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健全背后的产业链，如全国巡演、音乐节、彩铃分红、网络版权销售、唱片发售、影视剧等，其中他最看好的就是Live House驻场演出。他指出，“Live House”模式可能会成为《中国好声音》团队整个产业链中最为赚钱的一种方式。
如果Live House驻场演出的模式没有问题，那余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具规模的实体展演渠道。此时，万达大歌星登场。“按照新规定国家取消了很多演出活动，因此灿星制作能与在线下大歌星这样的实体合作，这些选秀明星未来演出也会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好出路。”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评价。
“大歌星未来希望整合音乐上下游，包括产权、曲库、歌曲发行制作、艺人等，走线上跟线下结合的O2O路线，而灿星制作背后专业的娱乐明星资源正是资产较重并奋力转型中的大歌星所缺乏的。双方如果探索到好的合作模式，会是凹凸互补的双赢结局。”世邦魏理仕中国商业服务部董事江舒民如上表示。
Live House在中国能否live?
灿星制作总裁田明看好最赚钱的Live House究竟是什么？
资料显示，Live House最早出现于日本，伴随着独立音乐的潮流而兴起。和普通的酒吧不同，Live House一般都有顶级的音乐器材和音响设备，非常适合近距离欣赏各种现场音乐。由于观众和艺人距离非常近，因此，以各种独立的音乐演出为主题的Live House演出气氛往往远胜于大型体育馆的效果。在欧美、日本地区Live House已经风行了几十年。
在田明眼中，Live House有顶级的音乐器材和音响设备，可以开小型演唱会，也可以签售唱片，还可以录制电视节目，相较于剧场的过分拘谨与酒吧太过业余的表演形态，Live House将是一个既有专业音乐内容，又有很好收益的音乐产业“金种子”。“我们选择了最优质的合作渠道，在全国迅速推开。”
内地最早打出Live House这个旗号的应该是有日本投资背景的MAO，位于北京南锣鼓巷111号，而号称容纳千人的上海“星光现场”则是国内Live House里场地最大的一个。在Live House，绝对拒绝假唱，追求真实地呈现音乐本质，因此，这里成为很多不少准明星与知名乐队启蒙地，“声动亚洲”选秀歌手郭一凡与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歌手平安均来自于上海的Live House。
“以小众、独立音乐、摇滚为标签的Live House，在大规模连锁商业化之后，他的音乐会不会继续保持真诚？”世邦魏理仕的江舒民表示了质疑。“100家规模以上的店将呈现何种形式的节目？中国好声音本身是一个大众节目，万达大歌星数量也决定他不能窄众的走向，专业化必然走向精准与小众，大规模合作必然走向大众化，注定这种矛盾使有100多家大规模的‘此Live House’将与传统意义标榜独立精神的‘彼Live House’有本质不同。极有可能艺术味道变淡，商业味道更浓。”
戴德梁行华北区商业地产部助理董事罗俊崴表示：“商场业态创新是值得鼓励的事，但其运营时间一般从早上10点至晚上10点，非周末的白天商场整体效益要低，而顾客在晚上习惯购物或吃饭，Live House如何保证入驻万达场后，在营业时间段获得客流赢得利润，我们目前尚未看得很清晰。”
据悉，韩国最大的综合性购物中心时代广场有过类似表演场所业态导入，位于广场文化区的CGV，是一座集剧场与影院于一体的大型多元化影城。在这里顾客有机会与各类歌手和乐队亲密接触，同时设有能边喝啤酒边看演出的“M PUB PROJECT”,“艺术厅”经常举办流行歌手演出；每周末中央大厅一层会举办人气歌手免费演唱会。
江舒民对此表示：“这种现场秀只在电影院内的一个小厅，座次不多。即使韩国娱乐形态发达，这种形式也只适合尚未爆红的二三线明星，小型演唱会一般持续两个小时左右，可能会带来人流，但经营效果平平。”
事实上，灿星制作的大股东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黎瑞刚在与美国梦工厂合资打造“东方梦工厂”时，就想尝试“现场娱乐”的商业模式：在一个大商场中间，引入小型主题公园，在海外被称为“中途岛”模式。他们试图将《中国好声音》选手的小型演唱会放在某个大型商场，选择约800个座位的厅，配备顶级音响，这样连锁形式的“Live House”，未来甚至准备打造成某些网站独立歌手的发片平台，显然想要落地生根，他们看准了体量规模巨大的万达大歌星。
据记者了解，立足独立音乐的传统Live House在盈利与扩张方面一直表现平平，商业价值空间亟待拓展。记者在北京南锣鼓巷实地体验Live House模式时，MAO北京店经理于先生向我们表示：“现在我们只在北京、上海有店，日方投资老板也未有扩店打算。”据悉，上海MAO成立于2009年，北京MAO再早两年。
同样情况，上海1998年有了第一家Live House。16年后的今天，沪上稍具规模的Live House的总数仍不到6家，其中不乏开了关，关了开的案例。
MAO的一位负责人表示：“Live House这种小型演出场地的顾客黏性大但规模小，中国摇滚乐市场并不大，且由于大部分是年轻人，整体消费能力不强。加之每年运营成本上涨，营收基本保持平衡，因此它还是一个远未成熟的新兴行业。”
向电影院取经，娱乐产业正在努力摆脱内容源无法市场化魔咒。但内地展演空间（Live House）容易局限于“演”，空间商业潜力的开发仍是软肋。灿星能否联合万达大歌星，真正克服障碍，落实类似电影院线的“巡演院线”概念，统一包装、统一经营、统一协调资源，能像台湾展演做到有演出，有吃喝，有休闲，有教育，有产品，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系统，仍有待观察。
除了Live House能否适应中国国情这个宏大命题之外，在中国好声音与万达大歌星合作的落地商业条款上，暗礁险滩亦遍布处处。
世邦魏理仕的江舒民指出：“如果合作一旦敲定，大歌星极有可能面临被重新改造命运，因为专业的舞台演出效果、音响配备、音乐房间装修等要求都会与原先只是服务大众的KTV有很大差别，这是对万达的一个挑战。”
王永平对此亦表示，“合作看上去很美，但是近百家大歌星如果全部变身Live House式的“巡演院线”。巨大的改造成本该如何分摊？利益如何共沾？加之由此带来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均使合作面临赤裸裸的现实挑战。”
如果万达无意承担改造的巨大的时间与财务成本，大歌星将可能勇敢地走向第二条道路：将自己卖掉！
近几年，大歌星每年都给自己定一个目标：2013年“翻天覆地”，2014年“脱胎换骨”，2015年“展翅高飞”。只不过，这一次会不会飞到别家枝头上去，就不得而知了。
（《地产》记者 李惠聪/文 文豪/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