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易咨询 任少英
上篇文章谈了《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地目的不是与零售业争利》，重建供销社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抓在源头，解决最先一公里”。抓在源头，即：搞好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资料供应、生活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预冷、运输，做好“最先一公里”的工作。
纵观中国，农村面积大、人口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多，比如农村空心化、农村旧村庄改造、返城农民工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定是要依靠政府之手，给予政策支持，统筹布局。在落实、贯彻、执行上，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定为供销社最妥当，因为供销社，在建国时期就是国家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专门设置的机构，对农村工业品的供应，农村生产资料的供应，对农副产品收购。这个组织随着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企业改制，有些职能弱化。但是，对于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加工（比如棉麻公司、土特产公司），对于农资的供应一部分还是由供销社在参与。最为可贵的还是这个组织与农民的关系，之所以叫供销合作社，是因为，在成立之初是国家与农民的合作，农民参股、退股自愿，参股的农民是供销社的一员，都叫社员，当时的中国有几亿农民参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时曾指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这么多年以来，国家利用市场经济的“有形之手”在调节农业，也在鼓励一些企业助农、扶农，但公益的力量显得薄弱，杯水车薪。资本的力量都是逐利的，有利则为之，甚至资本市场的放纵，还造成了伤农、伤民。农副产品的价格无限制的跌落，致使许多的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严重亏损、企业倒闭，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葱击波”、“糖高宗”等这种事件屡出不穷，一颗普通白菜60多块，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市民的菜篮子。有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层出不穷，严重侵害了人民的餐桌安全和生命安全，更有些资本垄断了国家的食用油市场。一直以来议论的“转**现象会使人绝育，600年以后会看不到中国人，是外国反华集团威胁中国的一个战略”，“资本利用美国大豆进入中国博弈，使得中国大豆种子市场严重冲击”，“种子不停加价，严重侵害了中国农民种植的收入，而伤害到农民种植农产品的积极性”，“资本利用垄断手段垄断了中国的食用油市场”“对种子的垄断，食用油的垄断，危及中国粮食安全”。前几年，一些外国势力借助所谓的“新疆事件”打压中国的棉产品，这些资本裹挟中国市场的现象有许多，中国的老字号品牌一个个被外国资本收购，然后抛弃，如中华牙膏、小护士、大宝、许多啤酒品牌等等。
这种现象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国家提出振兴民族品牌，粮食安全要牢牢的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说，关键是要做，这几年所掀起的民族品牌振兴，也引起了许多消费者的响应，在新疆棉花事件后迅速崛起的中国运动品牌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在中国的农业振兴、农村振兴、农民振兴的振兴运动，离不开“政府之手”强有力的推动，重建供销社就是“政府之手”的对外显现。控制农村生产资料供应，防止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侵害农民利益，侵害粮食安全事件的发生；平衡农药、化肥、种子的物价，助农、惠农；牢牢把住源头市场的供应，搞好城乡供应工作，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国家集合土地资源，土地种植的适应性，南北气候的温差所需求的南北农副产品调度，全国一盘棋，思考统筹，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统一管理，从根本上杜绝盲目种植、养殖，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发生，有力的降低伤害程度，这不仅是振兴农业，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因为粮食安全、放心餐桌关系到所有中国人。
对于振兴农业、农村、农民，用零星的组织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组织的力量一是资金薄弱；二是站在企业的立场思考是狭隘的、偏见的；三是这些企业不能够统筹全国大市场，所做的一些事情是盲目的，由此而引发的诉讼频发，不能持久，夭折摇篮，既伤害了企业，也伤害了农民。振兴农业、农村、农民，解决三农问题是根本靠不上的。
中国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就业问题、收入问题，这都不是一些零星企业可以解决的，这一定是依靠“政府之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去推动解决。不管是欧美，还是一些亚洲发达国家，他们的农业、农村、农民也是依靠政府给予政策支持，通过农业协会给予技术指导、帮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对于那个国家都是重要的。
我们的国家比国外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土地公有制更便利于国家的统筹，这在国外是做不到的。比如美国的基础建设，为什么这么多年落后了下来，关键一点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土地私有制，国家不能统筹的制约。
给大家讲个经历：2015年，我到美国旅游，在拉斯维加斯时，导游说你们如果在两天前来，可能交通会受阻。原因是，美国国家要在拉斯维加斯建立光伏基地，没有赢得农场主的同意，美国政府以强硬的手段征地，结果受到了农场主的坚决抵制。农场主游说美国持枪协会，得到了持枪协会的支持，持枪协会组织了几千人拉着枪炮，把前去征地的几百名政府人员和美国警察包围，最终以美国政府妥协结束，光伏基地建设胎死腹中。再来看我们的邻居印度，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因为他们的土地私有制，印度的基础建设非常差，我们看印度**，有一个景象，印度火车非常拥挤，有的乘客甚至上到火车顶上。
我国土地公有制、集体所有制，1983年1号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农村生产力。
自1992年开始，掀开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家务农和出外务工的收入反差，机会成本（利用一定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收入）的作用下，和人们的相互鼓动下，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
亚当·斯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每⼀个⼈，不需要自己关⼼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人是自私的，人是趋利的，当土地的收益大于工厂工作的收益，农民就会待在农村，城市的工人也出现过羡慕农民的收入，在国家自然灾害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流行着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在家种上二亩地，神仙叫也不去”，工人远离家乡，远离家人，待遇却不如农民，那时候有许多城市的在职人员返乡。
大批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老的老、小的小，种地的能力不足，有些人能转包的转包，不能转包的就抛荒，我的一个朋友把他全家人的二十多亩地种杨树，据他说种树收益比种粮还好一些，杨树是速成林，有人收做胶合板，杨树也不用打理，还有拿着耕地挖鱼塘、盖厂房等等侵害耕地的行为。
怎样使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在不危害国家土地安全基础上获得更大的收益，最终使国家土地安全保持在18万亿亩耕地红线不受动摇，国家粮食安全牢牢把控。这些都需要一个组织，站在国家利益上，站在农民利益上，全方位的思考解决。
所有制与使用权的矛盾解决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站在所有制立场上，也站在使用权立场上，统筹思考、解决，这考量了一个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公有制时期因为由于多打了粮食，多出了力，多劳而不能多得，伤害人们的积极性。但是，现在是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得到的利益，不抵他放弃所有权而得到的利益，按照进化论，人们都是趋利避害的，人们追逐对自己更有利益的事情。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平衡，怎样利用有形的手，从外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利用政治手段、立法手段、经济政策法规等，有效避免无形之手在经济活动中所出现的重大缺陷，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政党、政府、组织，与农村、农民一道，实事求是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干实事、求实效。**总书记强调：“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甚至作出某种牺牲。”
这是多么重的一副担子。
“政府之手”的协调意义重大。我的老家由于靠近“中国蔬菜第一县”莘县，90年代，当地县政府组织乡镇领导去学习，回来就鼓励、要求当地农民种植蔬菜大棚，由于没有统一的部署，种植的产品没有统一规划，致使不成规模，浪费土地不少。种植大棚数量不少，但是都各自为政，外地客商来收购，由于没有足够的量，当地农民对蔬菜没有分拣，不论个头大小、不论成熟程度，致使商贩在运输过程中熟透的，很多烂了，没熟的不好销售，最终没有了客商。当地流传出一个口号叫做“要想穷，种大棚”。
山东莘县、寿光都是一个单品，规划十万亩，甚至几十万亩，统一种植。政府在土地种植规划给出严格要求，又组织当地的农协在商品管理、种子销售给予支持。山东金乡政府要求规模种植大蒜，才有了“大蒜之乡”的基础，当地储藏大蒜的冷库连绵几十公里，不仅收购储藏本县的大蒜，还到全国各地产蒜大区统一收购，形成了今天的气势。这种势能的形成首先是“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相结合产生的硕果。如果政府没有要求农民全部种植大蒜，也不会有这样的基础，没有基础，资本看不到利益，市场之手也不会跟进。
供销社的重建就是国家看到了它的网络的庞大，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另外供销总社是隶属国务院的正部级单位，供销分社受当地省政府的直管，供销分社主任是正厅级别，这就使他们从权力上到企业的组织上，还有它的金融实力上，有这份担当。因此我在昨天的文章《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地目的不是与零售业争利》中强调，供销社重建的目的不是为了与零售争利，一定是为了“三农”，为了农业的振兴、农村的振兴、农民的振兴。
过去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公益式、企业帮扶式的都是蜻蜓点水。例如农超对接，商超加农民这种组织，以签订种植收购合同为起点，这种行为的推动好的结果不多。原因是商超在签订种植合同时，不能预见当年所签订种植的农副产品，在国内的种植面积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收成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也由于农民的现代化种植条件不足，许多是靠天收，农副产品的种植和畜牧的养殖，受到大的波动，在价格市场大幅降低时，由于商超规模小，承受不了收购所造成的差额损失，就会千方百计的用各种形式推诿收购，减少收购量，这就使得企业、农民都不得利。有的时候也会由于价格的暴涨，农民要求涨价而造成的千方百计的刁难企业，严重侵害了商超的利益，其结果是无法延续合作，不欢而散。农超对接还有一些个人与农民签约了购销合同，所造成的法律诉讼，屡见于报端，往往是农民处于事件的末端，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公益性的助农，兴建新农村，例如报道《一座旅游小镇改变一个县城》：2015年，大连万达集团开始对口帮扶丹寨县，在清澈如镜的东湖水畔，万达建起了一座旅游小镇，小镇建成之后，又先后增加了大型演艺、温泉酒店、会议中心、水上游乐、玻璃栈桥、单调图书馆等项目。5年来，万达在丹寨旅游产业扶贫的累计投入23亿元，真金**花出去了，也结下硕果。作为“案例”“样板”“典范”，省委书记、国家扶贫办主任同时出现，举行“2020年丹寨论坛”。可以说丹寨是幸运的，它的幸运第一要感谢它有一个清澈如镜的东湖水畔可以利用，它的幸运还在于万达集团看上了它的自然资源，在那里打造了一座旅游小镇，它的幸运还在于政府职能部门与万达的协调，给予万达落地的政策，也在于政府扶贫工程的推广。但是，这种甘露能洒在几个人的身上。
商超的扶农、助农的无奈，从《全国人大代表李小红：为推进零售生态建设奔走的这八年》可以看到。
从李小红这八年来所提的议案中可以看出，她在致力于推动农产品打造一条生产、运输、销售一体的农业生态链。
“零售企业要围绕‘农’字做文章。”这是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小红多年来的心得体会，也是李小红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八年来围绕的重心。
从事零售行业20多年，李小红一直致力于推动农超对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产销一体化。“推动农超对接促脱贫”、“加强农产品冷链体系建设”、“打造农产品地域品牌”……从这些议案中可以看出李小红在致力于推动农产品打造出生产、运输、销售一体的农业生态链。
作为上游生产端，农产品在零售全链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打造一条科学高效的农业生产生态链不仅能解决农产品种植小而散、产销失调等顽疾，更能切实为农民与消费者带来实惠，进而推动零售企业的发展。
据统计，我国蔬菜、水果等生鲜农产品物流损耗率高达25%-30%，每年有几万吨蔬菜水果在运输途中腐烂。如果能够降低物流损耗，我们的广大农民即使不增产也能增收。
“从全程冷链高度扶持农产品物流建设”，我国鲜活农产品大部分在常温下流通，冷链物流各环节缺乏系统化、规范化、连贯性运作，在部分屠宰或储藏等环节采用了低温处理产品，但普遍在运输、销售环节出现“断链”现象。
建设农产品全程冷链物流，可以使农产品从产地采收、屠宰、加工、贮藏、运输、分销、零售等环节始终处于适宜的低温控制，在这道严苛的运输程序下，农产品的品质与安全也会得到保障。
农产品全程冷链物流‘最先一公里’，抓好最先一公里即要首先解决在产品产地的采摘预冷、分级、加工、包装及仓储等环节的冷链物流问题。
李小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设冷链物流乡村站点，畅通农产品‘最先一公里’”的建议，确保“山货出山”、“鲜货保鲜”。多年来，她锲而不舍地跟进这一议题，希望能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发展。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李小红还提了一条议案。“我建议全品类禁止活畜禽长途调运，强力推行活畜禽肉类冷鲜上市，为控制疫情传播和百姓的食品安全构筑一道防火墙。”
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重的全国性公共危机也再次给肉类食品的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由于产业分布的特性，我国肉类产品需要跨省长途调运。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出栏生猪6.93亿头，其中跨省调运生猪就达1.02亿头，生猪跨省调运占比14.8%。这种流动的运输会为疫情传播留下隐患，由于生猪在运输过程中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比较薄弱、车辆消毒不彻底、不同猪场生猪混装、不同猪贩子生猪分装等问题极不规范，跨省运输容易造成各种细菌病菌的感染，从而引发各种流感病症的发生。加强肉类产业结构性调整，改调‘活’为调‘肉’已势在必行。
重启供销社的根本目的在于“抓在源头，解决最先一公里”。
长期以来，供销合作社扎根农村、贴近农民，组织体系比较完整，经营网络比较健全，服务功能比较完备，完全有条件成为党和政府抓得住、用得上的为农服务骨干力量。因为每个村、每个乡都有供销社，这些供销社组织如毛细血管，已经渗透在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中。重建后的供销社组织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服务“三农”作为供销合作社的立身之本、生存之基，把为农服务成效作为衡量工作的首要标准，做到为农、务农、姓农。如果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了零售业，最终沦为“姓商”，就背离了重建供销社的根本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