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0日。这是一个寻常下午，九十岁老人金婉茹再次来到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劝业商场大楼前。
眼前这座西洋建筑已无往昔景象：旧时的丝绸鞋帽、钟表眼镜、珠宝古玩、刻字画像等老字号商户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现代百货业布局的化妆品、男女时装、家用电器、运动品牌等开放式柜台;往日被视为西洋景的棋盘格电梯也改造为宽敞明亮的自动电梯，唯有一楼大厅悬挂的清末翰林、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书写的“天津劝业场”五个苍劲饱满的大字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金婉茹原名爱新觉罗毓宜，她是满清最后一位庆亲王载振的孙女，即载振次子溥锐的长女。载振是劝业场的第二大股东，“劝业场”这个名字也由载振所拟。作为我国最早的“股份制”商场，几经沉浮的劝业场不仅见证了庆亲王一家的历史变迁，更是我国民族商业转型的缩影。
庆王爷的精明投资
1928年12月21日，天津法租界21号锣鼓喧天，一幢浅灰色七层大楼拔地而起，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断涌进这座带尖顶西洋建筑。在这座法国人设计的浅灰色建筑里，除了经营布匹丝绸、服装鞋帽、照相器材、文具纸张等日用百货之外，还有珠宝店、书画店、西餐馆、虫草舍、寿衣店、相面馆等特色商户，更有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宫影院、天会轩戏院、天露茶社、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天会轩(俗称“八大天”)等休闲娱乐场所，它便是天津劝业场。
按照现代商业的业态划分，劝业场是一座集合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Shopping Mall。在当时，它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百货商场，劝业场相当于天津的“新世界”，成为洋租界里达官贵人前往购物、消遣的主要场所。“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一时成为美谈。
劝业场开业典礼声势浩大，其背后的股东颇有背景。大股东是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的买办高星桥，二股东便是庆亲王载振，此外，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等天津市名流亦有股份。
在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不久，1925年，载振远离了政治中心，举家搬迁到天津。载振买下了位于天津英租界39号的(今重庆道55号)宅子当起了寓公——这里曾是太监小德张的宅院。
在朋友的引荐下，载振认识了煤炭行业出身的高星桥。载振除了银行存款的利息以及变卖家产之外，并没有正经的收入来源。而雄心勃勃的高星桥正筹划在天津建造一座百货商场。高星桥与魏信臣两家合资买下英商先农公司两块地皮，建起商场和交通旅馆，共计投资九十万元。在高星桥的劝说下，载振以三个儿子，溥钟、溥锐、溥铨的名义投资三十万元，成为劝业场的二股东。
劝业场落成时，载振建议取名为“劝业商场”。在劝业场6层的办公室内，悬挂着“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劝业商场便是取其首字。这年冬季，高星桥、载振专程拜访了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天津人尊称为“华七爷”的华世奎，以每个字100元银洋的润笔费邀华世奎请为商场提了“天津劝业场”5个大字。
在金婉茹看来，祖父入股劝业场是一项精明的投资。一个颇能反映载振眼光独到的事实是，当劝业场建到三层时，第一轮90万元的融资已经所剩无几，高星桥又向银行贷款50万元，这时其他两位股东动摇了，相继退出劝业场，而载振不为所动。
“他(载振)年轻的时候出使西方国家，对商业还是很有远见的”。金婉茹认为，西方考察的经历使得载振颇有商业头脑。
1902年，载振被派往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随后又到法、比、美、日四国进行访问，目睹了国外商业的发达后，振兴名族商业的念头便深深印载振在心头。《清史稿》有这样的记载：“载振赴日本大阪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
庆王府的经济支柱
金婉茹对劝业场的记忆大概要从每月抄录的月报说起。尽管是劝业场二股东，但载振从不参与经营，指派大儿子溥钟、次子溥锐与高星桥等人对接。每月底劝业场便会送当月的月报到庆王府。这时，金婉茹小叔叔溥铨(载振三儿子)就要承担抄写月报的任务。
当时金婉茹还只是十多岁的小姑娘，年少的金婉茹并不理解月报上的数字代表什么，但她清楚地知道，庆王府上下所有人的花销很大一部分就依靠劝业场股份每个月的分红。
此外，祖父载振还有很多奢侈的“爱好”，这方面的投入也是靠劝业场分红来维持。“他喜欢养花鸟语虫，最喜欢的是蛐蛐，家里到处都是，后来流行热带鱼，他又热衷养热带鱼了”。金婉茹对笔者回忆道。
溥铨撰写的《父亲庆亲王载振事略》一文中对载振在天津的生活有详细记载：“在天津庆王府，父亲载振过着锦衣玉食，奴仆成群的生活。父亲每天下午两点左右起床，管事人在院中大喊一声‘起来啦!’男女仆人立即各执其事。洗漱后，父亲就到佛堂烧香拜佛，然后吃早点。食毕，吸食鸦片烟之后，天气好则到花园内闲逛，玩赏鱼鸟花草。他曾养过龙睛鱼、金鱼、天鹅、野鸭、虎皮鹦哥等，特别喜爱养蛐蛐、金钟子，不惜重金选购，还买了很多精致的蝈蝈葫芦，有的是象牙雕刻的盖。到了冬天，特制了铜质放葫芦的箱子。后来他还养了几十种热带鱼，雇有专人喂养，到日伪统治末期，由于经济关系，把这些东西陆续卖掉。”
毫无疑问，这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好在庆王府赶上了1928年-1937年劝业场生意最红火的十年。对此，溥铨文中记载道：劝业商场地点适中，落成后各类商户纷纷到那里租摊营业，商户要在场内得到一个好摊位，不但要交高额租金，而且要交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进场费。此外，劝业场外还有交通旅馆和龙泉澡塘，营业都很兴旺。
以现代商业选址要求来看，劝业场的创建可谓“生逢其时”。辛亥革命以后，壬子兵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国民革命军北伐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北京局面动荡不安，一批军阀、官僚、富商等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使得租界人口剧增。数据显示，上世纪20年代末，法租界人口达52000多人，为租界之最，毗邻的英租界39000多人、日租界为36000多人。而劝业场的位置正好处于法租界，为周边的高端顾客群提供服务。
后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载振不参与劝业场的经营?看到劝业场生意红火为什么没有增资扩股?对此，金婉茹对笔者解释道，“载振遵循了祖训，‘不与庶民争利’，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写字画画的多，但经商的人少，这就为什么爱新觉罗家族很少出企业家的原因”。
不过从后来的历次变故来看，载振“不参与”的态度和小股东地位虽然让他少赚了钱，但同时极大程度的保护了他。相比之下，在那个动荡时代，大股东高星桥先后受到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敲诈，到最后还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受了不少折磨和压力。难道这是命运的安排?抑或庆亲王精明的投资之道?
公私合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爆发。7月28日凌晨，中国的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约五千人分别在天津的北站、东站、东局子机场、海光寺等地与日军交火;下午，天津外围日军分三路进入天津，中国军队和警察撤出市区;7月30日，大批日军从大沽口登陆后开进天津市。
天津被日本军队占领了。由于日本兵成天在日租界打靶演习，设置路卡，对来往行人和车辆进行搜查，居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很多富有的住户纷纷往英法租界。随着顾客不断流失，劝业场的生意每况愈下，据浦铨回忆，“有些时候，庆王府甚至拿不到商场的分红”。
日本人被赶跑后，高星桥因涉汉奸嫌疑跑到上海躲避，劝业场由其子高渤海管理，正好赶上通货膨胀，商场的商号不能按时付租，经营一落千丈，曾经辉煌一时的“八大天”，有的停业，有的勉强维持，负债累累，周转困难。
劝业场经营举步维艰，庆王府没有了收入来源，时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年迈的载振因此积忧成疾，最终，1947年旧历于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我国最后一位铁帽子王驾鹤西去。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劝业场的大股东高星桥也因惊吓和操劳，在上海撒手人寰。至此，劝业场的两位创始人双双化作历史的尘埃。
可是，劝业场的故事仍在继续。195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金婉茹来到劝业场六层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她的大嫂和姑姑金端生。
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下，全国各地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转型。从这一天开始，劝业场将划归国有，与庆王府以及高家再无股权上的关系。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平日被讥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这时候往往挺身而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金婉茹大嫂、金婉茹本人和以及姑姑金端生这几位庆王府“娘子军”便代表载振的三个儿子溥钟、溥锐和溥铨签字，将所持股份捐赠给政府;而大股东高家亦派出女眷作为代表。
金婉茹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口头表达能力强，再加上她当时的身份是天津某街道办事处职工，身份具有优势，因此，她被选为股东代表进行发言。金婉茹依稀记得她当时说：“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宽大处理，我们没有能力经营好劝业场，愿意将所持股份捐赠给国家。劝业场的员工工作努力，我带表股东希望政府能够将他们留用。”
金婉茹(左)和兆基站在劝业场大楼前合影，如果不是沧桑变故，她至今依然是劝业场的主人。
昔日王孙今何在
公私合营后，天津劝业场翻开了新的篇章。当代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兆基目睹了这一变化。在兆基看来，以前只有达官贵人可以享受的待遇，普通老百姓也能体验到。兆基几乎每个礼拜都去劝业场的天华景看戏、听书，其中，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是他最喜爱的节目。爱新觉罗兆基是努尔哈赤第六子拜塔王爷的嫡孙，按照辈分，他应该叫金婉茹姑姑。当时，兆基在天津工农师范学院读书，国家每个月给他补贴12元生活费。
改革开放以后，爱新觉罗后裔走动开始频繁起来。“像以前我们都不敢联系，在过去，两个王爷之间，即便是亲兄弟也不能相互走动，不然有谋反的嫌疑”。爱新觉罗兆基与姑姑金婉茹是通过浦铨认识的。兆基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拜访浦铨时按照满族的礼仪给浦铨“打千”。
接受“不与庶民争利”的祖训，爱新觉罗后裔从事文艺工作的很多，其中优秀的书法家。“溥字辈的最多，溥仪、浦杰、溥雪斋、溥心畬字都写得不错，其中属溥心畬最为出名，他书画双绝与张大千合称为‘南张北溥’”。兆基对笔者表示。
事实上，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金婉茹亦颇通书画。金宛如曾从四叔溥铨学习绘画书法、从张伯驹老先生学习作诗填词，拜樊筱舫先生学习书画，擅长画骏马、雄鹰、金鱼、松、竹、梅、兰，现是天津市文史馆书画组成员、天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此外，金婉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北奉系张作相上将军五公子的妻子。
回顾过去以及劝业场历史，有何感慨?问及这个问题。金婉茹沉思半响，提笔在纸上写下：改革辉煌，以史为鉴。
作者采访金婉茹
（作者：赵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