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联商专栏
撰文/联商高级顾问团主任周勇
头图/联商图库
1983年我从杭州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前身)毕业后统一分配到上海市财贸党校(上海商学院前身)任教。财贸党校从属于市政府财贸办,财贸办位于福州路上的一栋老房子内,当时的政府机构很小。
37年后的大上海已经“大变样”了,从福州路老房子到人民大道200号,再到各处的分支机构,办公大楼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我从教育工作者与商业老兵的视角谈谈对上海发展的看法。
1.大区制
实施大区制,把上海行政区从16个合并为4个或3个:浦东区、新中区、新北区、崇明区。
浦东区包括浦东新区、奉贤区、金山区,约占上海行政区面积与GDP的4成。新中区包括青浦区、松江区、闵行区、徐汇区、长宁区、黄埔区,面积不到3成,GDP超过3成。新北区包括嘉定区、宝山区、普陀区、静安区、虹口区、杨浦区,面积不到15%,GDP接近3成。崇明区包括崇明岛、横沙岛、长兴岛,应发展成为自然保护特区。同时加强社区服务功能,把精简下来的干部充实到社区服务中心,做好民生服务工作。如果把崇明归属于新北区,上海就只有三个区,各区都有市区中心地带,而且面积、人口、GDP大致均衡。
2.上海生活
“上海购物”升级为“上海生活”,让上海成为全球最合适年轻人工作、创业、生活的城市。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市政府从人民大道200号搬出来,一是做绿化。二是做青年公寓,给创业者提供住宿与工作一体化的环境。
第二件事:与宁波、江苏、山东、海南等地建立医养结合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医保互通。
第三件事:淡化“上海购物”,强化“上海教育”“上海医疗”“上海创业”“上海技术”。
上海要树立“大花园”观念,不要把别人的地盘当作自己的“后花园”,把上海建设成开放包容的“大花园”,筑巢引凤,引来候鸟,并把候鸟变成常驻鸟。
3.大学
大学越变越大、经费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大学应该是最有必要“讲道理”的地方,讲思政的道理、科学的道理、经商理财的道理、为人处世的道理。但上海当下的大学,尚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
大学老师最费神的一件事就是找发票、贴发票、报发票、退发票、再报发票。用科研经费支付版面费发表所谓的“高层次论文”,再以此获取科研奖励。大学教师工资多年来几乎不涨,但上海市教委弄了一个折腾人的“互伴计划”,要求教师互伴学生,每周记录,每学期上报自查情况,教委派专人入校检查,以此给教师发点补贴。教师的科研经费,几乎无处可用,该用的不能用,没啥用的尽管用,科研经费大部分被第三方瓜分,浪费在途中,烂死在年末。教师报销地铁票、出租车票要求写明从哪儿到哪儿。更奇葩的是:一年中不能重复搭乘同一辆出租车,晚上11点以后的出租车票报销要说明理由。
现在的大学与我几十年前就读的大学相比有诸多变化。过去校门很小,甚至没有门头,现在校门很大,甚至可以作为旅游景点。
过去学商科,最看重珠算、数学、财务、资本论。如今学商科,更高大上,大数据、互联网、移动化、社群化,攀附阿里腾讯京东之类的互联网标杆企业。我的大学老师从来不点名,阶梯教室听哲学课,突然停电,老师继续讲课,没有投影,没有PPT,没有板书,没有讲稿,一切都在心中,激情演讲。教室内外全是学生,讨论那些超越时间与空间、金钱与利益的哲学问题。
如今也很少有板书,只是有不少老师没有PPT就不会讲课了。这是进步还是退化,不好说。
上课要求老师点名,还有派学生监督点名。对学生的管理似乎越来越严格。过去我在大学里读书,参加任何课外活动都无须考核,都是自觉自愿积极参加,更不要说早锻炼、早自习、晚自习,都无须学校派专人管理。如今的大学,学生听讲座要敲章,早锻炼要拉卡,参加社会活动可以加积点,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积点与分数。
过去是学生等老师上课,现在是老师等学生上课。过去是学生怕老师、敬老师,现在是老师怕学生、敬学生,甚至从总体来说,学校也是怕学生怕家长。早上7:30之前,学校食堂很少有学生吃早饭,8:20上课前十分钟,食堂每个窗口前排队等候的学生还有十几个。
过去的大学读书多,实践少,现在的大学各类实践、比赛名目繁多,但读书少。2019年我通过对全国2119名在校大学生(含985和211大学)的调查发现:每学期平均读书“10本以下”学生占比高达63.57%。
事越多,人越多,人越多,事越多,大学就进入了这样的自循环。学校管的事情多了,行政人员就越配越多,行政机构与人员越多,无缘无故地生出很多事情来。有些大学的行政人员数量甚至是教师的一半,如全校750人,教师500人,行政就有250人。
一线有点能力的专业教师陆续被抽调到行政岗位担任处长级干部,尽管行政实施坐班制,也还是愿意做干部,原因之一是行政干部的工资远远高于专职教师。有不少校长虽然口头上说要以教学为中心,实际上还是以行政为中心,认为干部强才能大学强。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干部强,才能向上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但打一个大学如果干部太强,教师就会被弱化,到头来落得个“外强中干”。
学校是教育人、培养人的地方,所以,一切言行和规则的制定,都要讲道理,“上位规定”首先要讲道理,实在没法讲道理的,也要做得人性化一点。一个讲道理的学校才能教育人。这也是思政教育的核心。讲道理才能让正气抬头,才能以正压邪。
4.繁华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在繁荣中还要体现“繁华”。繁华不能只表现在陆家嘴,更要体现在商贸活动的各个角落,上海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毛细血管”的商业形象被“格式化”了,老上海原有风貌正在消退。五点建议:
(1)停止招牌格式化行动。修改相应管理办法,恢复商号的本来字体、字号、色彩与规格,并允许商家做多种招牌,如侧招。商号与招牌丰富多彩是城市繁荣的重要标志。
(2)发布市长令,沿街房屋,准许破墙开店,不得禁止,免税费。当前“留窗开店”的破旧做法应该立即整改,让小店铺星星点点,恢复原貌。
上海留窗开店(2020.12.24摄于上海市闵行区新建路)
(3)商店门前不得设置禁停黄线,给商家留个货物进出口。
(4)在不影响交通与行人的前提下,允许商家占道设摊,设置骑楼广告与装饰。
(5)便利店设置紧急救护站与便民服务站,并立“侧招”,广而告之,让政府爱民之心普照全市。
5.小店
上海的商贸流通业与发达国家大城市相比,主要差距不是在大店,而是在小店。据上海连锁经营协会与新一线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上海便利店6000多家,但杂货店超过1.5万家。此外,还有水果店3000多家、杂货店1.5万家、五金店2.8万家、洗衣店3000多家、药店9000多家、烟酒专卖店7000多家、餐饮店15万家(其中快餐、面包、甜点等占一半)、运动健身房9000多家、咖啡店7200家、服装店4.5万家。
如果说大店营造的是“潮流热度”,那么小店坚守的则是“民生温度”。政府要善待小店,让小店更有利可图,更近场化。小店的面貌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温度,也是城市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标志。
新零售以技术和资本为支撑,第一步是给消费者带来了新体验,第二步是要创造新效率,第三步是要营造商品流通毛细血管的新形象。
这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进化过程,但必须努力去整合与升级。用大平台去整合个体小店是必然趋势。这与垄断无关。中国台湾从前也有30多万家小杂货店,但后来由于连锁品牌便利店的发展,单体杂货店越来越少。我国目前有600多万家杂货店,大平台通过2B业务和团购业务整合了一部分,但大部门仍然处于单体状态,整合潜力很大。
6.引领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以产品为拳头用批发业引领全国商贸流通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以连锁经营模式引领全国零售业;本世纪初,上海以百联与光明两大集团的建立引领全国国有流通企业的改革;互联网时代,上海以新零售引领全国。
我国流通业虽然有了跨越式发展,但仍然存在几个“毒瘤”,百货行业“折扣销售,原价不实”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上海乃至全国的百货商家,大部分都是折扣销售,厂方与经销商预先都约定了相互的扣率,再虚拟一个“原价”,然后做打折促销。这是百货行业(单体百货店+购物中心)的“行规”。
行业人士向我反馈:这事本该在2005年前后就解决,但一直没有解决,怕实价销售影响业绩。零售不管怎么变革,效率、成本、体验等始终都是核心问题,就顾客来说,不仅考虑价格,更考虑购物的时间成本、体力成本、比较成本、风险成本。互联网局部解决了一些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如何“减少顾客购物决策时间”是一个大问题,也是衡量商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建议取缔一切“不实原价”,营造一个良好的购物生态。
在上海,虹桥二号航站楼的评标我参加过两次,一个便利店的年租金高达600多万元人民币。另外据上海自贸区负责人介绍,日上机场免税店的租售比高达40%,即40%的销售额用于支付租金。但开在自贸区内的“完税店”,因为租金便宜,价格比免税店还便宜。雅思兰黛小棕瓶比苏宁云商、京东都便宜。
《堪比茅台的垄断性好生意---免税店产业链分析(上)》一文指出:根据上海机场在公告中的预估,2019-2025年上海浦东机场T1(2022年启用)、T2(2019年启用)、S1(2025年底启用)、S2(2025年低启用)四个区域16915.37平方米,合同期限为7年,保底销售额提成合计410亿元,销售提成率为42.5%。2020年销售提成金额会超过40亿元,主要源于T2航站楼免税店,面积为4567平方米。
按此计算,每平方米日租金为2399.59元。这确实是一种超越任何生意的“独门生意”。“同城同价”虽然在标书中是一个基本承诺,但由于租金昂贵,这其实就是自欺欺人的一句废话。连香烟的价格也比市区高(当然南京东路第一食品的香烟也比其他商店贵)。虹桥高铁站曾经甚至不让卖方便面,但小店主还在悄悄地卖!是怕盒饭不好卖?
日本冲绳,159万人口的岛屿,交通道路设施非常完善。从消费者角度看,随处可见服务创新,为适应中国人需求,有了稀饭供应。无论在机场还是小巷,所有商品价格基本相同,消费者无须比价,省去了很多麻烦。商家的诚信度更是令人敬佩。报名参加自费看鲸活动,原定价15000日元,但因报名人数少不能组团,旅游公司联系了出海观光船,仅付4000日元,不仅没收中介费,还从观光船争取到一千日元优惠,差价退还。内心有光明,哪怕在黑夜,也是光明的。这也是“诚信上海”的重要标志。
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上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并引领全国发展,超市、便利店、专卖店等零售业态,基本上都做到了“实价销售”,经过“菜篮子工程”的洗礼,可以讨价还价的标准化菜场也已经比较诚信与规范。
但是,高大上的百货公司与购物中心仍然存在一个“原价不实”问题。这是全国商业的一个“毒瘤”,也是上海百货行业的普遍现象。“原价不实”对消费者和经营者自身都是伤害。上海市商务委虽然建立了一个诚信平台,也作为内贸流通综合改革试点的一个亮点,但比这种平台更重要的是商业实际运行的诚信。原价不实虽然是“行规”,但确实是一个可以上升到“消费欺诈”的严重的法律问题。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应该率先解决这个“违法经营”问题,还消费者一个“明明白白”的消费环境,零售业都要像便利店那样干干净净做生意。让百货的经营模式回归到164年前百货公司创立时期所倡导的“明码标价,不二价”的原点。
同时,有关部门要对上海综合新闻做广告+南京东路附近三只角(中福大厦、人民大舞台、华侨大厦,如图所示)做特卖场的商业模式进行督查。这种传统的商业模式要严格监管。
上海特卖场金山角
7.伴手礼
上海著名零售店都在做伴手礼,但最近感官体验了两个伴手礼产品以后,感觉上海伴手礼改进潜力很大,做伴手礼,不能“只顾颜值,不顾颜面”。
上海某著名食品商店2020年上市的一款“蝴蝶酥”伴手礼,120克铁盒装,零售价46元/盒,有三种口味。
铁盒包装用了上海地标图和老上海风情图,看起来确实比较清新。但问题是:商店品牌被地标图与老风情图淹没了,有颜值但不耐看;口感很一般,吃了半片,不想再吃另一半,有人说,这是在消费品牌;按照46元/盒的价格计算,每500克售价高达191.67元。
其官网300克简装蝴蝶酥售价35元,即58.33元/500克,西区老大房蝴蝶酥42元/500克;元朗蝴蝶酥160克一个售价16.6元,即51.88元/500克;丹麦进口蓝罐曲奇454克京东售价85元,即93.61元/500克。可见,该店售卖的伴手礼蝴蝶酥售价最高,与该店自己售卖的简装蝴蝶酥相比,价格高228.60%;比蓝罐曲奇价格高104.75%;比西区老大房蝴蝶酥价格高356.36%。价格高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价格高还不好吃。
上海另一家食品商店有一款传统的招牌点心,包装隆重,一吃感觉不对,干乎乎的,不想再吃第二口。这又是一款“上海特色伴手礼”。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食品商店,应该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伴手礼不能只顾“产品颜值”,还要顾及“上海脸面”,更要体现“上海品质”,绝不能把表面光鲜但口感不好的商品当做伴手礼卖给来自全国、全球的消费者,绝不能给消费者留下“被忽悠的感觉”。为此对上海伴手礼有三点建议:
(1)上海特色伴手礼要市场化运作,政府不要认定任何产品,如果要做上海特色伴手礼的认定,也要请第三方做感官测评;
(2)企业要加强产品研发,产品包装设计不能想当然,一定要做市场测评;
(3)做一些既具有科技含量又具有实用价值的伴手礼。
8.早餐
《新民晚报》2020年12月24日报道:“饿了么”数字化助力上海早餐工程暨“暖心早餐-春暖计划”正式启动。此前,商务委还做了有关早餐工程的专项研究,推出了网订柜取、流动早餐车、便利店餐车在线购,打造出上海早餐工程新场景。
但是,无论是盒小马的取餐柜还是逸客的早餐车,或者是饿了吗的数字化助力早餐,在目前都不是主流,仅仅是点缀而已。网订店取的方式满足了部分上班族的需求,但千家万户的早餐还是靠自做或路边小摊、桥洞小摊,还有部分便利店的供应。
曼哈顿早餐车(周勇,摄于2018年)
早餐问题是一项民生工程,但应该以大众化、近场化、便利化、安全可口为基调。这方面,美国纽约曼哈顿小摊管理法则值得借鉴。
曼哈顿小摊管理法则可以用12字概括:政府授权,公司运作,小贩设摊。
早餐车与早餐柜
从前小摊独立经营,后来渐渐规范,统一由一家公司经营,早上开卡车把小摊车运送到指定地点,小摊主在指定地点设摊经营。这类移动摊位主要提供餐饮服务,并销售部分百货商品。
大致有四种类型:大型的餐饮卡车,有轮子可以移动的路边餐饮车,无轮子的车式摊位,地摊(也有卖假货的流动地摊)。在路边甚至有卖蔬菜水果的摊位。不同的街道摊位还具有不同的餐饮特色,如有些街道具有穆斯林餐饮特色。
曼哈顿小摊(周勇,摄于2018年)
曼哈顿占道经营(周勇,摄于2018年)
我国有些城市为了管理流动摊位连扫脸技术都应用上了,但还是没有管好。城市需要流动摊位,管理技术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看管理思路与运作机制。美国的流动餐车,基本统一,干净简洁,美观大方,成本不高,经济实用,上海的流动餐车不仅占位,而且也不环保,成本更让企业难以承受。以靓丽的早餐车为例,成本60万元+,折旧五年,买早餐肯定难以回本,这样的早餐工程肯定难以持久。
9.菜场
上海最早的菜场是三角地菜场。在计划经济年代,菜场就是计划分配场所。实施农村承包经营后,农民自种的农产品需要有销售渠道,批量大一点进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零星农产品就到国营菜场附近或到居民弄堂口销售,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形成了400多条马路菜场。
市政府为了改善环境条件,在上世纪末发起了一场“菜场入室”运动,起初效果并不理想。上海的胶州路露天菜场入室以后生意一落千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马路菜场最终还是入室了。
到2004年,特别是2005年,市政府出台了标准化菜场规范,每年改造100-200家,2013年出台了《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发展规划(2013年-2020年)》,按照总人口3000万、每2万人口配置一个标准化菜场,规划配置1500个标准化菜场。
客观地说,上海的标准化菜场建设对保障供应、安定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北京之所以会出现“食品荒漠”(Food desert),那是因为很多菜场拆而不建,超市又条块分割,导致生鲜食品购买不便。
按照首都经贸大学陈立平教授的解释,食品荒漠现象的普遍存在会直接影响健康寿命,因为买生鲜不方便,就在“将就”中过日子,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
武大城市化研究室(2017)《城市食品荒漠识别及其社会不平等》一文对“食品荒漠”的描述是:通常指居民难以获得新鲜健康食品或者健康食品价格超出居民消费能力范围的地区。国际上关于“食品荒漠”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英国。后来美国政府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将离家 500 米距离没有食品超市的贫民区认定为“食品荒漠” 。
北京之所以在2018年推出了大力扶持便利店发展的十九条政策,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要发展通常意义的便利店,而是想解决购物不便利问题。此前,北京已经将便利店认定为社区商业的主导业态。
社区商业的主导业态其实并不是便利店,而是生鲜超市、菜场、菜店等与生鲜食品相关的零售业态。想用便利店解决买菜不便利问题,是一种误判。这种误判后来还推广到全国,形成了近三年来在全国刮起来一股“便利店妖风”。据CCFA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便利店门店数的增幅与单店日均销售额的增幅都呈现下降趋势(2019年日均销售额有小幅回升)。
有数据显示,全国13万家便利店总销售额还不及美团一家的餐饮外卖销售额。
近年来标准化菜场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摊位费较高,约占销售额的5%;菜场价格较高,尤其是水产品;菜场价格较高为菜场外菜店提供了生存空间,分流了菜场顾客;社区生鲜店迅猛发展,如“钱大妈”“苏宁小店”“妙生活”“清美鲜食”“永辉小店”;新零售、社区团购、到家服务也在疫情中扩大了业务量,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永辉到家、京东到家、美团到家,等等。
在众多的买菜渠道中,菜场仍然是上海市民买菜的主渠道,老百姓买菜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多渠道态势。
菜场要加强如下管理:
(1)菜场要体现“公益性”,把摊位费降下来。菜场是一个公益性场所,一切以营利为目的的菜场管理机构都应该被取代被更替,真正恢复菜场的“公益性”,这是社区商业建设的基本任务。
(2)菜场要禁止使用厚马甲袋,虽然厚马甲袋不称重,但不利于公平秤计量。
(3)菜场周边的“菜店”也应该纳入菜场管理范畴,短斤缺两、农药残留等问题比较严重。
(4)菜贩不合规行为要加以制止,如有些菜店公然挂着“偷一罚十”看板。
(5)菜场升级不要只做表面文章。如做统一的招牌、设置食品安全查询设备。此类设备基本无用、无效!进入这个系统的信息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把“不安全”的信息输入进去,所以,此类“机器”也就基本上是“摆样子”的。我在超市工作的时候就由政府有关部门配置了此类机器设备,但后来都成了废铜烂铁,绝对无用。
(6)要允许摊主打个人品牌。从发展趋势来看,不能让消费者去判断食品是否安全,得通过品牌来承诺食品安全,并由体系来保障食品安全。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一旦面向最终消费者,常常会流于形式。
(7)菜场升级不可以由几个部门、几个人凭空想象,想象出“假想的需求”,应该深入社区、深入家庭,真实了解消费需求,才能更好地温暖社区居民。上海近年来在升级菜场,有一家名叫“瀚立商业管理”的公司在承接菜场升级业务,如高陵集市、万有集市。有消费者向我反映:改造以后的菜场,价格明显提高。可以预见的是:菜场价格越高,菜场周边的菜店就会越多,到最后菜场的生意会越来越清淡。
如果关掉一个“菜场”,就会影响几百户、上千户,甚至几万户家庭的日常生活,所以,菜场不仅不能关,而且还要发展得更好,因为至今没有一种零售业态可以完全取代菜场。
凡是菜场配置得好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就比较高,健康寿命就比较长,新零售应该包容菜场,零售业态标准也应该增添“菜场”这种业态。对此,政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