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健委的一则通知，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戴上了“紧箍咒”。
按照卫健委在《关于开展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工作的通知》中的部署，将美容医疗机构、非公立医疗机构等纳入多元化监管，除了落实执业主体责任、推进行业组织自律，还特意提及了创新监管手段和社会监督。长期游离于监管主流视线外的非公立医疗，有望被推向强化监管的轨道。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公立医疗机构都扮演着“中性”角色：一面是对国内医疗资源的有效补充，在看病难、挂号难、咨询难等痛点的制约下，越来越多的病患流进非公立医疗机构；一面是从业者的“摸黑”前行，单单是医保资质就挣扎了近十个年头，资本市场的态度也忽冷忽热。
当监管的棋子落向非公立医疗，将在行业中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从1980年允许组织挂靠的社会办医，到2007年开始鼓励社会办医，非公立医疗的萌芽期不可谓不漫长。特别是近十年的时间里，非公立医疗终于走向了崛起之路，却也滋生了诸多的乱象。
比如屡禁不止的“骗保”套路。
2020年12月，安徽省太和县的“骗保”案件被曝光，东方医院、和美医院、普济中医院在内的民营医院触碰“骗保红线”，通过伪造病历、降低入院标准、违规用药、过度治疗、超标准收费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
根据新京报等媒体的报道，当地的“骗保”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中介以免费体检、保养身体为由用专车搜罗老人送往医院，医生和医院通过“量身定做”的假病历、“免费”治疗等套路安排无病或轻症老人住院。
再比如经营模式的恶性循环。
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不规范，直接削弱了社会公信力，结果就是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污名化。然而一些民营医院并未选择回归医疗本质，试图以“短平快“的思维改善营收，陷入了经营上的恶性循环。
典型的例子就是莆田系医院，一边通过竞价排名、微商拉客等方式获客，单个客户的成本高达1000元以上；一面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客单价，医疗费用动辄高达几千元，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污名化。
骗保、医托、污名化等行业沉疴的背后，暴露的恰恰是监管机制的不足。
像安徽省太和县这样的县级医保部门，工作人员最多只有六七个人，却要管理几十家医疗机构，所谓的监管也只是查看病例和财务状况，一些机构还会百般阻挠。在缺少部门联动、社会监督的局面下，医疗监管可谓困难重重。
然而在当前的医疗资源分配中，非公立医疗又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截止到2019年末，国内公立医院的数量为11930家，民营医院的数量为22424家，占比已经达到65.27%。同时“健康中国行动”已经给出了医疗体系改革的方向，正大力推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在公立医院普遍被诟病挂号排队长、诊疗等候时间长、来回往返次数多的局面下，需要以分级诊疗的形式由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非公立医疗可以说是公立医疗的重要补充。
多元化监管力量的介入，无疑是帮助非公立医疗机构逐渐摆脱污名化，走向健康商业模式的必然选择。
卫健委的多元化监管绝非临时起意，早在2018年国务院就给出了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试点，并在北京、深圳等地积累了前期经验。
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就有“深圳模式”。
2019年，深圳市入选“促进诊所发展”试点城市，作为深圳智慧城市建设方的平安智慧城市，担纲了建设“深圳市诊所服务监管一体化平台”的工作。结合资质挂靠、虚假诊断、小病大治、收费高企、管理落后等非公立医疗的常见问题，平安智慧城市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立体化监管方案。
事前监管集中在资质准入信息的智能审核，包括资质登记是否完整、证照是否过期、医生的执业资质以及药品、耗材、设备的基本信息和出入库情况；事中监管是对高风险医疗行为的实时监控，涵盖医生在岗情况、电子处方、抗菌用药、静脉输液、超额收费等等；事后监管依托AI智能画像锁定高风险项目，譬如输出AI监管报告对低分违规机构进行筛选、将异常预警信息智能推送给审核机构，以及对信访内容进行智能分析。
确认了监管的范畴后，平安智慧城市打造了信息化的诊所服务平台，根据全科、中医、口腔等不同类型诊所的医生、护士、药房，将预约登记、病历处方、结账收费、药品管理、随访咨询、数据报表等工作全面信息化，并通过数字化运营、患者的跟踪和回访，全方位提升了诊所的管理效率和患者满意度。比如执业医师需要刷脸验证后方可给患者开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帮助规避了无证执业的现象。
截止到2020年10月份，“深圳市诊所服务监管一体化平台”已经在深圳5个区落地，覆盖了2000多名医师，累计监管100多万人次诊疗，监管电子处方近3万张，对卫生监管人员进行了6000多次智能预警，促成近3000次诊所整改。
同时平安智慧城市还将“深圳经验”用于广东省诊所疫情哨点监测平台和珠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的建设，前者在短时间内覆盖了广东全省的诊所，让诊所化身为疫情防控的前沿“哨兵”；后者全面对接了珠海市的医院、疾控中心、120急救中心、核酸检测等监测渠道，可以精准查询全市的疫情状况，以提升应急资源的动态跟踪和高效调配能力。
诚如卫健委在“通知”中对创新监管手段的要求，相比于传统的监管机制，智能化的监管正在渗透到医疗的细枝末节。
“深圳模式”的启示价值在于：监管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给非公医疗机构套上枷锁，而是为了加速国内医疗服务的良性运转，帮助非公立医疗走出污名化的困境，找到可持续的、有前景的增长路径。
可以验证的是眼科领域。
2003年前后，在严打“院中院”的风波中，不少非公立眼科医院开始独立运作。由于眼科医保支付的占比较低，患者的消费属性强且看重服务体验，迅速跑出了爱尔眼科、希玛眼科等上市企业。尽管2018年监管对眼科在内的非公立医疗逐步加强，并没有制约民营眼科医疗服务的增长，过去五年的复合增速达到9.7%，爱尔眼科等头部企业甚至实现了33%的复合增长，远高于同期的公立医院。
也就是说，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出路不在于灰色产业，正确的选择的是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转型升级。至少在平安智慧城市的“深圳模式”中，已经可以看到两个有利于非公立医疗机构走出困境的利好：
一是帮助非公立医疗机构提升运营效率。
平安智慧城市的“深圳模式”中隐藏了许多彩蛋，帮助相关部门创新监管手段的同时，也在加速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智能化改造。比如针对非公医疗机构打造的“智能知识库”，有利于提升医生的诊疗水平；再比如“平安智慧医疗眼部OCT筛查系统”未来希望能引入到社区诊所中，不仅将提高检测的准确率，还将能把医生从琐碎的机械式工作中解放出来......
二是帮助非公立医疗机构重建信任体系。
国内对非公医疗监管的趋严将是不可逆的趋势，逐步在准入、服务、医保、广告等多个层面进行规范。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诊疗、医药、资质审核等环节被纳入监管范畴，通过规范化运营重建信任体系。倘若患者可以在就诊前对医院进行系统的了解，事后可以及时维权申诉，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患者原先的负面印象。
归根结底，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价值不应该被忽略，就像在一年多前的那场战疫中，武汉市的汉阳医院、普仁医院、亚心总医院等非公立医疗机构同样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高质量发展”已经是非公立医疗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也是监管介入的初衷。
医疗和商业不应该是一对矛盾体，医疗商业化的本身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当监管的意志越来越坚定，非公立医疗机构需要重新思考医疗的本质。
卫生部统计的年鉴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的占比仅为世界的2%。
庞大的差距背后，国内的医疗服务还有很多课要补，非公立医疗机构机构的崛起注定不会终止，乃至不排除政策资源进一步向民营医院倾斜的可能。一切的前提是补齐监管上的短板，为医疗行业打造向阳而生的外部环境。
诸如“深圳模式”这样的有益尝试，应该在越来越多的地区落地、生根、发芽、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