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降薪裁员潮中，这些美妆精英依然身价见涨。
2022开年，随着各大上市公司财报的披露，除了备受关注的业绩数字外，高管的薪酬水平也浮出水面，引发火热讨论。前不久，苹果公司就因其CEO库克高昂的薪酬，遭到机构股东一致反对，成为财经圈的热门话题。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人，新视角和新问题出现了——为什么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不直接挂钩？美妆集团如何给高管发年薪，从而正面影响公司绩效？又怎么通过薪酬水平的调整，有效激励高管为股东利益和公司全局行事？
带着这些问题，《未来迹FutureBeauty》深扒11家跨国美妆集团的CEO薪酬，以探讨圈内顶级“打工人”的财富与自由。
首先让我们来看这11家跨国美妆公司CEO的年度薪酬水平：
全球CEO薪酬排名表
这些数据究竟透露出哪些美妆行业打工密码？为什么是他们的年薪高居榜首？
站在打工人金字塔尖，雅诗兰黛CEO傅懿德收入“封神”
显而易见，雅诗兰黛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傅懿德（Fabrizio Freda）以181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1亿元）年薪，成为行业内当之无愧的“打工皇帝”。同期集团营收为162.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53.36亿），同比增长13%。
雅诗兰黛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傅懿德（Fabrizio Freda）
其实早在几年前，傅懿德（Fabrizio Freda）就已经站上圈内薪酬的金字塔顶端。纽约时报联合行政薪酬数据公司Equilar发布的一份“2018年全美最高薪CEO排行榜”显示，在200位包括科技、地产、金融、能源等十大行业CEO中，他以时约3.3亿元人民币年薪，成为唯一入选前十的美妆集团高管。而3年过去，这个数字又增长了24%。
据公开信息，傅懿德（Fabrizio Freda）于2008年加入雅诗兰黛集团担任总裁和COO，此前曾在宝洁担任过数十年的高管。2009年他被兰黛家族第三代继承人威廉·兰黛任命为雅诗兰黛集团CEO，不负所望地启动了削减成本、开拓海外市场的一系列战略，并主导了GLAMGLOW、Becca、Too Faced等品牌的收购案，将雅诗兰黛这一家族控股的巨头企业带入全球顶尖美妆企业行业。而兰黛家族也极为倚重这位CEO，不仅发高薪，还多次奖励股权。2018年雅诗兰黛中国官方公众号还特别发喜报，称傅懿德（Fabrizio Freda）入选美国财经杂志《巴伦周刊》公布的2018年30位“全球最佳CEO”名单，且强调他是唯一上榜的日化美妆类企业CEO。
疫情年之后，雅诗兰黛集团2021财年的业绩数字证明了这位稳健CEO的超强操盘能力。在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一个美股财年中，集团净销售额为162.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53.36亿），同比增长13%。且销售和盈利能力都显著超过 2019 财年，包括主力品牌雅诗兰黛、海蓝之谜和倩碧的8个品牌录得双位数增长，管理层亦表示对2022财年充满信心。
公司体量越大年薪越高，但也不尽然
总体来讲，公司体量越大，高管年薪水平越高。
在2021财年中，全球第一梯队的美妆日化集团体量排名并没有大变化，前五仍然是是宝洁（4918亿元人民币）、联合利华（3796亿元人民币）、欧莱雅（2251亿元人民币）、雅诗兰黛（1054亿元人民币）、资生堂（570亿元人民币）。
与此对应，除了上文所述“打工皇帝”傅懿德（Fabrizio Freda）之外，宝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泰勒（David S. Taylor）年薪也高达761万美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艾伦·乔普（Alan Jope）在2020年的年薪达到524万欧元（约合2417万元人民币），绝对是都属于高薪“白金领”。另外，于去年5月正式履新的第六任欧莱雅全球CEO叶鸿慕（Nicolas Hieronimus）的年薪也超过两千万元人民币。这说明，能发得起高薪，归根结底是因为公司家大业大。
宝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大卫·泰勒（David S. Taylor）
《未来迹FutureBeauty》注意到，欧莱雅集团在高管薪酬绩效评估标准规定中指出，如果CEO绩效超过目标，最高可达到固定薪酬的120%。最新财报显示，欧莱雅集团CEO叶鸿慕（Nicolas Hieronimus）带领下的年度绩效评估中，他为集团赢得322.8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251亿元）销售额（较上年增长16.1%）以及61.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24亿元）营业利润，较上年增长18.3%。
因此，叶鸿慕（Nicolas Hieronimus）年度薪酬的可变部分达标率被评定为116.45%，在一众美妆集团中已属较高水平，这为他带来1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067万元）的可变薪酬，加上2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376万元）固定薪酬，年薪共计高达3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443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叶鸿慕（Nicolas Hieronimus）从去年5月1日才正式履新，这意味着在2022财年，其薪酬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欧莱雅集团首席执行官 叶鸿慕（Nicolas Hieronimus）
不过，也有一些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并不直接挂钩，这得看公司本身的薪酬机制。比如，前述欧莱雅虽然公司整体规模长期领跑美妆行业，但CEO叶鸿慕（Nicolas Hieronimus）的收入远不及雅诗兰黛傅懿德（Fabrizio Freda），也排在了科蒂集团首席执行官Sue Y. Nabi之后。
公开财报显示，Sue Y. Nabi服务的科蒂公司，在2021财年中共卖出46.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0亿元），同比下滑1.9%，但开给 Sue Y. Nabi的年薪达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482万元），仅次于雅诗兰黛傅懿德（Fabrizio Freda）和公司规模超4000亿人民币的宝洁CEO 大卫泰勒David S. Taylor。
值得一提的是， Sue Y. Nabi于2020年9月正式履新，而当时科蒂集团已深陷亏损泥潭5年之久，科蒂集团董事会对这位临危受命空降的新任CEO寄予厚望。
虽然在2021财年仍未扭转亏损局面，但Sue Y. Nabi通过加强高端品牌，以及剥离Wella公司业务等举措，让集团财务状况得到很大改善。2021财年中，科蒂的净亏损缩减至1.66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同比收窄80%以上。
科蒂集团首席执行官 Sue Y. Nabi
而在科蒂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最新半年财务报表中，Sue Y. Nabi不负众望让集团业绩扭亏，期内集团营收额100.39亿元，同比增长12%，净利润约12.02亿元，比上年的净亏损2.53亿元大大改善。
在2021年最后一季度中，中国市场的强劲表现以及旅游零售复苏的推动让科蒂亚太地区录得增长。此外包括Burberry、Gucci、Marc Jacobs和Chloe等品牌的高端美妆部门增势强劲，净收入为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4亿元），占科蒂销售额的64%，比上年增长12%。就彩妆品牌而言，Gucci、Kylie 等时尚彩妆品牌的其销售额在Q2几乎翻了一番。
业绩低迷生意难做，也有人升职涨薪
即使公司业绩下滑，高管年薪通过内部晋升也有可能大幅增长。
比如欧舒丹集团CEO 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其年薪同比上一个财年增长42%至68.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75万元）。
单就集团业绩而言，欧舒丹在过去一财年的表现相对低迷，年销售15.38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18.27亿元），同比下降6.5%。为了调整“止血”，应对疫情带来的线下降温，欧舒丹全年大幅关闭了796家零售网点、自营门店以及旅游零售、分销及特许经营点。与此同时亦削减研发开支和员工福利。
实际上，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的涨薪与其去年的升职直接相关。2021年9月16日，他正式接替Reinold Geiger出任欧舒丹集团首席执行官。
欧舒丹集团首席执行官 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
据了解，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自1995年起负责欧舒丹在亚太区的业务，至2021年中期，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欧舒丹的全球第一大市场，于2021年4月1日至于2021年6月30日录得4.3亿人民币销售额，占集团全球市场份额的16.8%。就在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J. Hoffman）上任后3个月，欧舒丹旗下英国高端护肤品牌艾丽美ELEMIS在中国上海国金中心开出第一家精品概念店。
这也正解释了他的升职——给亚太区负责人升职加薪，将更多品牌从线上线下各种渠道导入中国市场，从人事到策略，欧舒丹正期待中国市场给其带来全新的增长动力。
疫情冲击下，高管薪酬不确定性在增加
在疫情继续影响全球生意的大背景下，美妆集团纷纷维持减薪计划，高管们更得靠“冲”业绩维持年薪。
公开资料显示，为了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雅诗兰黛、资生堂、拜尔斯道夫、LVMH等集团纷纷在2020年间提出高管降薪计划，降低高管们的固定工资。其中资生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鱼谷雅彦每月工资下降30%，拜尔斯道夫执行委员会成员放弃固定基本薪酬的20%，欧莱雅叶鸿慕（Nicolas Hieronimus）的固定薪酬部分也比前任CEO下滑了10%。
资生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鱼谷雅彦
一方面要对抗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让“降薪”打击CEO们的积极性。因此在降低固定薪资的同时，一些集团也增加了可变薪酬激励。简单来说，在不稳定的大环境下，高管们薪酬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
比如雅诗兰黛在2021年3月授予傅懿德（Fabrizio Freda）一项价值4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的长期（非年度）股权奖励，但这些基础股份要等到2025财年结束后才会全部交付。联合利华则在最新的薪酬政策中将CEO和CFO的最高可变薪酬下调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