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不是专门探讨华为公司的专著，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上来，华为与深圳这个城市的关系，或者说，华为在深圳地区创新网络中，扮演何种角色？
一
张贯京在《华为四张脸》中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华为在创业之初，供应链其实是国际化的，1995年华为在香港设立子公司，就专门负责华为的国际供应链业务；后来的生产实际上是加大本土化的过程，“生态链”中的中国电子企业逐渐拥有了生产和供货能力，并且其它国际供应商也纷纷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因此，华为的大部分物料都可以从国内市场获得，供应链事实上经过了一个由“国际化”到“本土化”的转变过程。这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成功范例。他认为，产业链的完全国产化是华为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标志，也是构成华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氏所说的华为在创业之初的供应链国际化，并非当时深圳已经能够管理这个国际化的供应链，而其实是香港在管理它。事实上，自196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198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在香港制造业大举北迁之后，香港本土剩余的生产环节已经很少，大都迁到了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香港作为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则强化了，建立了横跨中国大陆与全世界的供应链。华为所从事的电信设备制造业，同样享受了香港作为供应链管理中心的便利。
张氏所说的“加大本土化”、“产业链的完全国产化”这个过程，其实正是本系列前面诸篇文章中所述及的，香港、台湾及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设厂，以及中国本土电子工业，包括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崛起的过程。由于中国成为全球的电子工厂，华为电信设备才能够做到“完全国产化”。深莞惠地区由此成为全球ICT产业配套最强大的地区，不是吹的。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国际供应链管理延伸到深圳，深圳也逐渐成为一个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并且与香港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索尼、高通、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将其原本设于香港的采购中心，在2000年之后逐步转移到深圳。但深圳并非完全取代了香港的角色，有许多供应链管理的环节，香港仍是不可取代的。因为中国内地的生产链条，并不能涵盖电信设备的所有零部件。
日本的调查公司对华为5G基站进行拆解后，得出华为的估算成本为1320美元，其中，中国企业设计的零部件比例约为23%，不过，台积电代工生产的CPU约占25%，而美国生产的零部件使用比例则为27.2%，其中莱迪思半导体和赛灵思（Xilinx）提供了FPGA芯片，而电源芯片则由德州仪器和安森美半导体等公司提供。除了美国供应商供货之外，韩国三星和日本TDK、精工爱普生等公司的产品也出现在了华为的5G基站中。如果这些美、日、韩、台等地区的核心零部件企业并未在中国内地设厂，就需要协调进口。这个供应链管理系统，可能会是香港和深圳优势的叠加形成。
当然，这是一个生产网络不断复杂化的过程。包括华为这样一个链主公司，最终自己不再组织生产，而是将其外包。
在2000年之前，华为本是一个电信设备制造商，但在引入ISC流程之后，华为逐步告别制造，而变成一个技术公司。ISC流程的概念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也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IBM认为，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的领先和市场的优势，在供应链管理的过程中，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竞争力，其余非核心部分都可以外包出去。
于是在流程再造过程中，2000年之后，华为的生产部门、计划部门、采购部门、发货部门、仓库、进出口物流部门合并，组成公司的供应链管理部，由该部负责把生产、发货、物流、包装和库存等环节通过公开招标外包出去。供应链管理部变成一个计划、认证和管理部。在深圳市就有大大小小上百家分包商专门为华为服务。如此，华为实现了零库存和一周内交货的快速反应能力。
特别是，国外的电信市场和国内的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电信运营商自我配套能力很强，制造商只需要把产品卖给运营商即可，由运营商自行配置。而在国际市场上，运营商的招标项目绝大多数是交钥匙工程（Turnkey项目），制造商的产品在合同中的比重往往只有50%，一家公司要想启得市场，主产品、供应链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都要有竞争性。华为于2000年底建立跨部门的Turnkey委员会，大大提升了华为在国际工程中的总包能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除了华为自身产品的生产网络之外，还有另外50%的配套产品和服务，运营商事实是是委托华为代为组织供应和服务的。这也就意味着，华为每获得一个国际大订单，事实上是获得了2倍金额的采购量，这些采购量意味着提供了巨大的对国内，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配套厂商的市场需求。
这就使得以链主华为公司为核心，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网络，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为产业链”。
而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之所以如此繁荣，就是因为我们诞生了诸多自己的全球价值链链主公司，带动了整个的生产网络的丰富化。
如果说，电信设备制造这个产业，华为、中兴通讯等巨头，是将整个生产网络丰富起来的主导者，是它们将全球订单拿到珠三角、国内来组织生产，从而为整个产业链提供生意机会的话，那么在手机等终端设备制造产业，则是在华为大举进入之前，已经在深莞惠地区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网络，而华为则享受了这个红利，利用了这个已经存在的价值链，从而获得了进入这个产业的捷径。这也是华为手机从2012年到2018年，能够迅速崛起，在短短的6年时间就能够做到全球第二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这个产业链网络，是从1990年代末期就开始，由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的采购需求所推动之下，逐步培育起来的，这其中，富士康进入深圳并拿到苹果的主要订单，为这个地区生产网络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华为手机的崛起，也是为深莞惠ICT产业链网的厚重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其实就是深圳、深莞惠地区科技创新的核心密码。
二
在欧美，大的跨国公司都会特别经营其总部或基地所在的社区关系，作为其整个公共关系策略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种社区关系，应该不仅仅是社区或社群的公共关系，还包括产业生态，也即地区创新网络。这两者有交叉的部分。
张贯京在《华为四张脸》一书中，曾以一个华为老臣子的心态，批评华为不重视社区关系，甚至不重视产业生态。
在很长的时期内，华为没有任何主动经营产业生态和社区关系的概念。
深圳科技产业集聚的地方是以高新区（科技园）为核心的南山区。在1996年华为搬迁到西龙岗的坂田后，就孤悬关外的独立城堡中，远离科技园。似乎不在乎是否与其它科技公司扎堆在一起。华为在深圳，就像洛克希德导弹和空间公司盘踞在硅谷的桑尼维尔城1平方公里的园区内，却几乎与硅谷隔绝一样。
虽然，2002年设立的终端公司，还是用了华为在科技园留下的老房子。最终终端公司还是搬去了东莞。华为仍然愿意“遗世而独立”，在松山湖其城堡中享受安静，而不是生活在深圳的科技社群之中。它更愿意建立与世界的联系，而不是本地的社区关系。
自2000年开始大踏步国际化的华为，刻意疏远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十分担心在国际市场上被视作棋子。这应该也是华为与深圳地方政府关系疏远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后的十多年里深圳地方政府与华为的关系颇为淡漠，不仅仅是政府服务不到位的原因。
2006年之后，逐步认识到产业生态的重要性，但对社区关系仍无深入检讨。华为曾经宣称要建立和谐的生态链。但这绝对不包括与同城竞争对手的关系。在华为内部，中兴通读是市场上的头号敌人。“掐死”国内同行比打败老外更重要，据张贯京言，“这句话虽然没有以任何文件的形式下达，但是它确实是华为的各级市场主管都清楚的原则。”华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丢单给中兴。
华为对中兴的防范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员工的“同业竞止”条款主要就是针对中兴的。这个条款主要是为了防范中兴“挖人”。华为甚至禁止自己的员工与中兴通讯的员工结婚，华为与中兴的一对男女走到了一起，那么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离职。
事实上，华为与中兴在2000年代之后就已经是不同体量的公司了。以2005年为例，华为的全球销售额是82亿美元，而中兴只有27亿美元。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中兴都是华为重点防范的对象，实在是因为，华为与中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而缺少互补性。这两个同城冤家，从交换机到接入网，从SDH到DWDM，从GSM到CDMA，从2G到3G，从国内到海外，一直杀得难解难分。
华为并非仅仅是对中兴通讯不友好。它对整个总部所在社区关系都说不上友好。有人用“大树底下不长草”来描述这种现象。
曾经，华为对“华为系”创业企业的态度是：绞杀。
所谓“华为系”，是指华为高层主管和技术骨干离职后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原本这些创业企业本应该成为华为产业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早期（至少在2008年之前）的华为看来，华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创业骨干，担任过高级职位的人，华为深知这些人的能量与潜力，非常担心其潜在威胁，对其严加防范。
即使这些创业公司暂时没有与华为竞争，华为也限制或者禁止公司把业务外包给它们做。因为这些公司发展壮大后，可能就会从事通信业老本行，这样必然会和华为竞争。那些创业公司本来想利用和华为的关系，从华为外包一些业务，但是他们发现，老东家不仅不关照，而且还限制甚至禁止这种合作。华为这样的歧视性政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防止这些创业公司利用熟悉华为流程的决策链的便利，通过腐蚀华为员工来获取订单。
那些与华为经营着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创业公司，华为对之的政策更加严厉，甚至看上去有些血腥。华为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用法律武器“剥夺”这些创业公司战略投资、风险投资的机会，甚至以“盗窃无形资产”的罪名，把当事人送进监狱。
最典型的就是港湾李一男。华为2003年还专门设立了“打港办”。2005年9月华为的律师函在港湾融资操作的关键阶段，搞黄了其纳斯达克上市进程和西门子的战略投资，最后2006年6月，李一男不得不和老东家结“城下之盟”，接受华为的招安。
这种情况，似乎在2008-2010年之后逐步有所改变。
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华为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改变商业生态环境。当时任正非说，“这次世博会，我们确立的方针是改变我们的商业生态环境，过去我们盯住项目、盯住客户，我们的客户关系很好，但商业生态环境很差，跟媒体的关系很差，跟政府的关系也很差”。任正非还说，华为跟别人合作，不能做‘黑寡妇’。黑寡妇是拉丁美洲的一种蜘蛛，这种蜘蛛在交配后，母蜘蛛就会吃掉公蜘蛛，作为自己孵化幼蜘蛛的营养。以前华为跟别的公司合作，一两年后，华为就把这些公司吃了或甩了。我们已经够强大了，内心要开放一些，谦虚一点，看问题再深刻一些。不能小肚鸡肠，否则就是楚霸王了。
在2008-2010年之后，华为刻意改善了产业生态链上的关系。华为产业链与华为公司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2016年华为将终端、南方工厂和总部研发部门迁往松山湖之后，大批华为供应链企业如软通动力、中软国际、易宝软件、华微明天、迈威科技等纷纷跟随在松山湖设立公司。
而在2018年美国开始打击华为之后，华为明显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不过无论华为的主观意圈如何，它在深圳的存在，难免会有一种互相影响的社区关系。
华为对社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作为一个人才池，另外是作为一个技术池，同时也算是一个资金池。
华为深圳总部最多时有7万多人，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池。而过去10几年里，华为每年校招就有4、5千人，而每年员工的流失量也有这么大。有人力资源公司测算过，华为员工流失中，约有40%是溢出到深圳市内，估算有一两千人。这对深圳中小型科技公司来说是宝贵的人才来源。
在2010年之前，深圳对国内名校毕业生还不构成强大吸引力时，主要靠华为、中兴、腾讯、平安此类大厂吸引名校毕业生，而中小科技企业则通过从大厂挖人获得重要的人才来源。此即所谓“人才池”的重要价值。这些大厂员工的离职创业也是深圳地区重要的科技创业企业来源。这也就是“华为系”创业企业的由来。
当华为在深圳囤积大量研发人员时，必然会形成一个技术池，这是无形中的，因为技术和经验会沉淀在人才的生命中。无论华为多么严防技术流失，但只要研发人员离职，就一定会存在着技术溢出。对华为意味着流失，但对整个社区则意味着技术扩散。
资金池有两个面向。一是华为公司总部存在着巨大的现金流，因而存在巨大的金融服务的需求，这给深圳的金融业提供了生意来源。另一方面，华为员工也有着相当可观的现金流，他们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对整个社区作出重大贡献。这也是为什么，深圳的房地产企业和汽车销售公司都很愿意将房子和车子卖给华为员工，而深圳的适龄女青年也很愿意嫁给华为男。
华为作为资金（本）池的作用，也体现在华为越来越愿意作为一个投资人出现在资本市场上。这就是已经迅速崛起的哈勃投资。
哈勃投资作为华为的投资平台，2019年4月注册于深圳市福田区，注册资本为30亿元人民币。2022年年1月哈勃投资完成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机构类型是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据媒体报道，成立以来哈勃投资先后投资苏州裕太车通电子、庆虹电子、常州富烯、苏州东微半导体、杭州新共识、昂瑞微电子、天富能源、思瑞浦等等。引人注意的是，“碳化硅第一股”天岳先进于2022年1月12日登陆科创板，市值超380亿。截至5月，哈勃投资已经拿下5个IPO，其中1.1亿元投资“天岳先进”获利超20倍。
社区（或曰深圳这座城市）对华为有何影响？毫无疑问，这个城市的软硬件都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动作，包括交通、通信、海关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住房制度。事实上深圳的高房价对华为迁往松山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不过我更愿意谈一谈华为这间公司与深圳这座城市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相互影响。
三
我们看到，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深圳崛起，华为崛起，这中间有着什么关联？
笔者如是认为，如果说深圳是改革开放路线的代表作之一，那么华为就是深圳特区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如果说深圳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那么华为就是这个价值取向的最佳体现者之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深圳这座城市与华为这个企业的价值观高度重合。
那么深圳这座城市与华为这间公司的价值观交集点是什么？我们认为，中共深圳市委五届十八次全会曾经有一个不错的概括，那就是“三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全球化）。
其中市场化是前提和基础，法治化是目标和保证，而国际化则表达一种开放精神和拥抱全世界的态度。如果说深圳在1980-90年代的改革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那么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改革则主要是法治化取向的改革。它们都通过开放、融入全球化而获得保证。
而华为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它在国际化过程中认识到了世界最先进的管理是标准化的管理，最先进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法治的治理模式。华为在欧洲市场最深刻地感受到了法治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所以它学会了尊重法治，学会了在法治框架下的科学、理性思维。即便是在中美贸易冲突的风云激荡中备受颠簸，华为仍坚持其法治化价值取向，任正非接受全国多家媒体集体采访时的2万字答问中，就沁透着这种价值取向。
而市场化、法治化、科学、理性，说白了就是现代性。华为事实上在呼吁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作为一个全球经营的公司，华为既在欧美日等已完成现代性建构的国家做生意，也在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这些金砖国家做生意，更在非洲等南方贫穷落后国家做生意，它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社会治理结构、宗教文化特点，但它也更清醒地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是良善的治理。
我们常常说，一个城市的力量一般分布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个三角形权力框架内。如果这个三角形倾向于成为一个等边三角形，那么这就是一个均衡的城市治理结构。让我们看看过去40年里深圳这座城市的三角形三条边的变迁。
其一：政府。
在特区初创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至少是在1998年之前，因为要进行市场经济制度的试验，深圳政府一直刻意在被设置得比较小，政府规模小，政府的权力也小，政府不设置管理微观经济的部门，而只设置一些国有企业，作为行业的领导力量，但这些国企后来纷纷衰落，谈不上对行业的领导或主导；而政府也借由国企改革，让地方国企退出了竞争性领域，主要保留在水、电、燃气、公共交通等公共品部门。所以一直有人称赞深圳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
除了政府刻意的不介入市场外，就连政府一些最基本的职能或权力，也被当时深圳存在的两种力量进行了各种分解。
一种是所谓的诸侯。在特区初创时，深圳政府没有资本实力进行区域的开发，遂将大片大片的土地授权给一些大型央企进行开发，比如招商局集团负责蛇口工业区，南油集团负责南油工业区，港中旅集团后来是华侨城集团负责华侨城片区。这些片区中尤其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形成了典型的企业办社会，而且在区内进行了大胆的治理模式改革，俨然形成了一个个自治城邦。
另一种是所谓城中村，原住民以村和村民组为单位，在其保留的集体用地中，自力更生地发展起了股份合作经济，而每家每户则依托自己的宅基地，搞起了自己的出租屋经济。政府没有财力为城中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后来又由于不肯承认农民房的产权，而将之视作违法建筑，从而任其自生自灭，事实上形成了自我管理机制。
这种很像美国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封闭空间，虽然不被承认合法产权，但却阻挡不了它进入市场交易体系之中，从而聚集大量的财富，因而并不曾出现印第安人那样的穷困状态，反而呈现出在政府眼中的那种“病态的繁荣”。所以这些“城中村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战乱时代的土匪山寨，形成一套自治体系。
不期而然地，“城中村寨”作为与政府并列而对立的两大一级土地供应商之一，事实上承担了深圳政府一直缺位的“廉租房”供应商角色，为深圳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历史性贡献。
这两种自治体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分权体制，并与深圳政府展开权力竞争，这削弱了深圳这个城市的集权程度，却是深圳经济最初腾飞的重要原因和制度保障。
其二，市场。
深圳一直是国内最具有市场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之一。按2020年第一季度末的数据，深圳市共有注册企业209万家，个体工商户124.7万户。即便是按2300万人口这个数据，也平均每10人就有一个公司，每20个人就有一个个体户。
2019年底深圳共有就业人口1168万人，倘若去除掉50万左右吃财政饭的，和规模不太大的在社会组织（全市社会组织约1万家）就业人口，则深圳仍有1100万人就业于市场主体，其中接近1000万人在企业就业，占全市就业人口的90%。这个比例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都属于较高的之列。有社会学者称之为“企业化生存”，也就是说90%的家庭不依赖吃财政饭而生存，而是生存在企业之中。
胡润发布的2019年中国民企500强中，深圳有63家企业上榜；而在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深圳也有26家企业上榜。深圳企业家群体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力。
2010年9月6日，在深圳大学城体育馆举行了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4位成功的企业家被允在庆祝大会上发言，分别是香港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比亚迪总裁王传福。这是企业家群体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家承认的标志。
可以说，从创建特区以来，深圳的市场力量十分强大，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整个城市的发展。若论及在全国和全球的影响力，深圳政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显然远远比不上深圳企业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三，市民社会。
总的来说，与政府、市场相比，深圳的市民社会则处于萌牙期。在2012年之前，它曾经有一个比较自然的和相对宽松的演变气候。
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前宝安县人口只有不到50万人，40年时间接受了至少2200万人移民深圳，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而且大部分人口都还属于移民第一代。
新移民来自四面八方，谁都不是地头蛇，所以才“来了就是深圳人”，所以才天然的多元文化融于一炉，每个人都具有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
这样一个移民社会，本来最易于建构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而在前面30年中，它也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除了原“城中村寨”原住民先天具有的保守性，它们自成一体结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小共同体之外，新移民的一个个小共同体也逐步建立起来，而它们具有相对的开放性。
商会及行业协会（专业性商会、区域性商会等）、同学圈子、同乡会、战友会、兴趣沙龙等在进入新世纪后有一个蓬勃发展，业主自治和居委会自治则在政府的有序推动下有了长足进步。而社会慈善事业则在深圳有一个显著的大发展。
欧洲人常用“Oldmoney”和“Newmoney”来作对比，那么深圳人也常以“Newmoney”自居。他们的财富观会强调“美与善”，即所谓财富的“来源要美、去向要善”。以自我的冒险精神与聪明才智，以创业与创新来赢取财富，无论是IT领域的创富英雄，还是金融市场上博得的财富，在他们看来都是美的，无可厚非的，这与那些依靠精子而得到的财富，依靠出租、出售权力而换得的“Oldmoney”，有本质的不同。
对于财富的去向，除了支持自已和家族过上更好的生活之外，深圳人更强调积极回馈市民社会，通过做慈善，通过身体力行地介入市民社会的建设，他们认为这是财富“善”的去向。
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本来就把除国家之外的市场体系和社会实体统称为“市民社会”，他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现代世界中形成的”自由市场社会，在那里，个人的自我利益从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考虑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合法性。市民社会是一个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自由表现的社会。
华为公司及华为人本就是深圳这个市民社会之一部分。不过相对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华为小心翼翼地生存在深圳这个城市社区之中，避免批评地方政府，也较少介入社区的社会创新，只是一味地在市场系统中发挥作用。这是华为或任正非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在特定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华为（还有其它几个GVC链主企业）对总部所在地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要求和鞭策，是这个城市进步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