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创始人，其实已经有了“知天命”的深刻体验。“50岁，有一种巨大的暗示感。”得到“巨大的暗示”，常常意味着生命的定型及对自我的认知。
陈东升对自己显然是满意的—1992年创办的嘉德拍卖公司已经成为本土最大、能与索斯比这样的巨头比肩而立的拍卖公司，2011年营业额超过百亿;1996年创办的泰康人寿，已是拥有25万员工、6800万客户的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2011年资产3500亿、保费826亿、利税85亿，“一个金融帝国的雏形已经形成了。”而收回的“摩根梦”，则是陈东升从历史纬度对自己的认知。
但是，两鬓苍白、“知天命”的陈东升，依旧有着澎湃向上的动力和激情。“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在未来十年。”他认为中国正在向崛起的第二阶段过渡，消费时代正在来临—他钻研乔布斯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我的理想就是(泰康)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10个人中就有1个是我的客户。做到这点就算得上是伟大的公司。”
在1992年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职位下海时，陈东升曾一度期望自己会成为J·P·摩根那样巅峰性的成功企业家。
“美国最早的钢铁托拉斯是J·P·摩根组建的，GE是J·P·摩根创立的，爱迪生实验室是J·P·摩根投资的，摩根士丹利是他留下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概1/6的器物都他捐赠的。J·P·摩根充当过中央银行、拯救过美国。”对于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陈东升而言，J·P·摩根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很容易唤起他内心的激情。
“美国是企业家天堂，从来都是大资产阶级统治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英国的企业家和政府是平行的。德国和日本，基本是政府主导经济，到今天为止政府比企业家强。中国就更不用说，历史上是2000年中央大一统的帝国，官总是压过商，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形成的结果。”陈东升说。
“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的、伟大的企业家?这与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关系。”陈东升认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成功是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中央搞特区、省里搞开发区、县里搞开发区，然后招商引资，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政府强势，经济繁荣，但代价是抑制了企业家精神。”这些年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警惕的“国进民退”现象，以及大量民企领导人的海外移民潮，正是企业家精神被抑制的表现。
“这20年的高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庞大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越不改革，后面的成本越高、代价越大。”陈东升说，改革初期，主要是从思想上把人们彻底解放出来，而现在的改革阻力要大得多。陈东升“不敢预测未来”，但他对中国的未来抱以乐观的态度。
“中国真正的崛起，在未来10年。改革开放30年，只是拉开了一个崛起的序幕。”他的乐观来自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判断。在美国的商业史上，有两个崛起的阶段，第一个是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美国统一了国内市场，通过向欧洲出口奠定了市场地位;第二个阶段是通过二战重组世界经济秩序，确立霸主地位，之后中产阶级崛起，“美国梦”开始。“我们前30年的改革开放，相当于美国的第一次崛起;现在正在从第一次崛起向第二次崛起转型。”陈东升说，中国未来庞大的中产阶层，会让中国获取世界市场的定价权。对于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逆市场化潮流，他有担忧，但是认为中国人有智慧处理好这些问题。“中国人是穷怕了，都想富;还有，乱怕了，就想稳。”
“知天命”就会处变不惊、顺势而为，不会像年轻时那样，一件事非要把它搞成功不可，那样的代价太大。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不要去硬做一件事。这一代做不了就留给下一代。“美国梦”已渐远,“摩根梦”已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