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二价”，明码标价，定价几元就卖几元；给消费者开具发票；实行员工周末轮休；雇用女售货员……如今逛百货店的消费者已经习以为常，或许很难想象，100多年前，粤商马应彪首倡这些举措所需要的勇气。
1900年，马应彪集资2.5万元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凭借超前的经营理念大获成功，开启了粤商“四大百货”的传奇。四大百货后来引领了中国商业形态的再造，颇能反映粤商在中国各大商帮中的独特地位：过去的250年间，粤商一直处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最前沿，依托国际化的视野，吐故纳新敢开风气之先，成为整个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手。
百货业“革命”
马应彪是澳大利亚华侨，祖籍广东中山，出身寒微，20岁时离开大陆奔赴澳洲谋生。早年在澳洲打工时，马不习英文，找到当地一个会说广东话的爱尔兰人，表示愿意不计报酬帮人家干活，条件只要每天能管三顿饭，外加教授一个小时的英文。马应彪商业创富的历程，起于水果蔬菜批发商店“永生果栏”。
可以说，马应彪个人的经历，就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商人形象，折射了粤商群体鲜明的国际化色彩。
1892年，马应彪将自己事业的重心逐渐转向香港，他发现当时在香港从事百货业的都是小商小贩，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早在1896年，他就多方倡议，成立中国第一家“不二价”的百货公司，可是此提议并未被人看好，认为过于标新立异，不符合中国人购物习惯，直到1900年，马应彪集合12名股东，创立“先施公司”。“先施”二字本身即有中西贯通的意味：字意来源于《中庸》的“先施以诚”，读音又与英文sincere（诚实）相近。
创业之初，马应彪先锋的商业理念，甚至在股东中都偶有争议，比如，香港先施店开业之初，就仿效英式百货店，率先聘任了为数众多、长相标致的女店员，就挑战了“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思想。1917年，上海先施公司开业，由于社会风气尚保守，招聘启事一个多月没人应聘，马应彪夫人霍庆棠率先垂范，亲自做起了化妆品部的售货员，还带动两个女生一起售货，为工作方便，霍女士剪去发辫，兴起了女性短发的干练之风，“三个女人同台站”传遍上海，一时间顾客云集，女售货员成了商场一大卖点。
除了经营理念颇为现代，先施百货营销手段亦层出不穷。比如，公司率先推出有奖销售吸引顾客；对于一次性购物很多的顾客，准其留下住址，由公司送货上门再行支付；1930年代，先施还专门用英国花布制造女装短衫裤，寻找模特在商场进行时装表演，开启了中国企业的首次时装秀。
凭借灵活新颖的经营手段，先施公司获利丰厚，上海先施公司开业第二年营业额即超过400万元，超过投资资本两倍。马应彪的成功直接带动了粤商群体进军百货业：1907年，郭乐在香港设立“永安百货”，1918年创立上海永安；1926年，李煜堂和李敏周创办“新新百货”；先施前职员蔡昌于1912年创立“大新公司”，上海大新于1936年开业。这些创业者均出自广东中山，多数为澳大利亚华侨。四大百货的四幢欧式建筑矗立在上海南京路，成为当时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大百货”的关系可以用“竞合”形容，各有特色：永安百货走“产、供、销、服务一体化”的路子，突出顾客至上；新新百货在大厦六楼建设“玻璃电台”，电台既吸引顾客观看播音实况，又卖力公司的商品大作广告；而大新百货除了商场，五楼为酒楼及舞厅、六到九楼为电影院和游乐场，顶层设有屋顶花园，将购物、娱乐、餐饮等功能集合一体，类似今日地产商炒作的“城市综合体”，后来者居上，在1937年成为远东最大百货公司。
传统的中国商号，一般分散经营一种或几种商品，“四大百货”代表的则是一种新生业态，即在一个固定场所，经营多种百货商品，百货业态由此深深地渗入到中国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引发了“商业革命”，其中马应彪更有“中国百货之父”的赞誉。
“四大百货”除了引入电台、冷气设备等新鲜玩意儿，同时也将先进的经营理念导入到中国，比如，股份制度的广泛使用，先施和永安百货均在商界朋友中广泛募集资本，才得以成立，为增强公众认同感，先施甚至曾向公众发行股票，据说，孙中山先生就是公司的一名小股东；另外，还有股权激励措施，先施公司规定，雇员工作业绩连续三年良好可以加薪，第四年业绩继续上升，便可以入股成为在职股东，享受公司年中分红。这些举措于后世都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引领新式产业
如果将“四大百货”置于一个历史的长周期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粤商“领风气之先”是一贯的，其在中国商业进程中有着独特的定位：这个群体处在中西交流的交汇点，较之其他传统商帮有着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他们敢为天下先，也善于将外来文明嫁接过来，在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某种程度上，这种地位要归因于粤商的区位优势和政策特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申明浩说，“从版图来看，从广东出海，到欧洲、非洲、中东的距离最近，因此，地理位置决定了贸易从广东开始较为便捷，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此起步；同时，广东远离中原腹地的统治中心，民间与海外一直有着密切联系，开放性的政策红利经常首先惠及于此，可以说，区位和政策之利是推动粤商兴盛的两大重要因素。”
粤商的这种独特地位，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王朝下令实行“一口通商”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同时在广州专设商馆，以“十三行”商人作为官方代表，负责对外贸易，行商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身家殷实，握有官府颁发的交易许可证，垄断所有中外商人在广州的买卖，独享中外商贸的特权，出现了伍家、潘家这种巨商富贾。
但是，行商们的角色并不止于贸易，在西方人的著述中，那个时代的粤商已经广泛接受了西方器物，家中陈设着望远镜、显微镜、洋酒以及蒸汽轮船模型等，同时引入西方医学、绘画、教育等最早在广东落户，逐渐向内地传播。
“行商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非常大，中国早期的西式医院由十三行商人建立，牛痘是十三行推广的，甚至中山大学医学院就可以追溯到十三行时代，林则徐的病例卡片都还在。近代西方的教育、宗教、文化、技术的传播，基本都是行商首先引进，其后影响扩展到全中国，甚至连军事装备也不例外，比如鸦片战争期间所用大炮、水雷，相当部分就是通过十三行进口。”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东教授评价说。
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权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后，行商专为买办商人，早期的买办几乎无一例外完全由粤商独揽，西方商人登陆各通商口岸，少不得要依靠粤商。广东买办重视血缘与地缘的组合，著名的唐廷枢、徐润、邓观应等都以家族式买办而著称，他们率先接受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洗礼，成为中国近代保险、矿物、轮船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有人评价中西贸易居中通融的买办，“不仅是商业中介，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中介。”
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相当部分务实的粤商倡导“实业救国”，甚至有意识地与西方企业展开“商战”。由于粤商长期与外部世界交往，心态较为开放，较之其他商帮，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经验，创办新式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百货销售业及金融保险业，并逐步向全国布局，在新式企业的创办上处于领导者的位置。时人有所谓“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的说法。
以“四大百货”中的先施、永安为例，在粤港确立了百货业领导地位之后，即开始在上海进行投资布局，将产业势力延伸到内地，同时，积极进军其他新式工业，1915年，先施公司开始涉足保险业，开办了先施保险置业公司、先施人寿保险公司，随后还拥有了家私工厂、化妆品厂等业务；而永安百货则将多元化的重心放在新式纺织业，在香港、上海、广州拥有多处纺织工厂，全盛时期达到9家之多，仅仅位于吴淞的纱厂就有员工超过2万名，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纱厂。新式产业“由点及面”的扩散，粤商在近代中国功不可没，引领了早期中国工业化的走向。
1978年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粤商依靠天时（先行一步）、地利（毗陵港澳）、人和（华侨港澳同胞）的优势，创办了大批现代工商企业，从早期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到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从搞活国有集体企业到探索股份制企业，无论产业升级或者企业制度变迁，粤商始终发挥着“探路者”的作用，成为“中国奇迹”的缩影，而其身处变革前沿、领袖时代风尚的角色定位，与百年前的“四大百货”一脉相承。
商脉不绝
近现代中国政经时局剧烈变动，深刻左右了天下商帮的兴衰。同为中国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如今希求复兴，唯有粤商数百年传承延袭，商脉不绝。
当然，期间个体企业的浮沉在所难免。以“四大百货”为例，其耀眼的光芒同样因时局变动而逐渐淡去。破坏性力量首先是战火，1937年8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每天都有几百架日本飞机呼啸而过，扔下上千枚炸弹，其中一枚重磅炸弹就在南京路的先施公司东南角爆炸，炸死炸伤职员、顾客、行人等近千人，先施公司与对面的永安公司损失惨重；上海为日军完全占领后，四大百货又受到日军强制管制与掠夺；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经营环境恶劣，面对恶性通货膨胀、美国商品倾销的百货业，只是惨淡经营。
但是，粤商群体并没有因政经环境的巨变遭受消亡的厄运。在看来，这与粤商有着鲜明的“国际化”基因，且较少依附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由于商贸活动基本遵循“外向型”的市场化模式，且敢于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粤商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网络，无论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是遍布欧美的唐人街，粤商都是重要的商业力量，此外，决策当局还高明地保留了港澳作为窗口，这使得粤商一直保持着必要的回旋余地，没有伤及元气。
新中国成立后，永安、大新、新新等陆续走上国营之路，上海先施公司则在1954年结束，而其本部纷纷将经营重心移到了香港，甚至存续至今。比如，先施公司至今仍在香港拥有4间百货公司，其中中环旗舰店面积超过63000平方英尺，除了主营零售业务之外，集团多元化经营家私等业务，并于1993年重返上海南京路。截至最近财务报表，集团资产净值超过6亿港币，雇员人数将近600名。
永安百货则由永安国际有限公司经营，现在香港现有5间分店，店铺面积共36万平方英尺，除了百货业，还涉足物业投资、汽车经销等业务，公司净值超过90亿港币。值得注意的是，创始人郭泉的后人一直在管理着公司业务。
尽管这些百货公司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但是能在惊涛骇浪中存续百年，有的成功实现了代际传承，殊为不易，也很能说明跨地域、跨国境经营的粤商机动灵活、适应能力强的特点，其案例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传承和守业也颇有借鉴意义。
（特别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主任邓可斌博士，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东教授接受采访并提供宝贵资料，文章内容援引自刘正刚著《话说粤商》，邓可斌、丁重著《粤商经营之道：多元化与专业化的选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史川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