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人们就称冯仑为“地产思想家”。
在民营房企老板大多由木讷寡言、面目粗鄙的前包工头组成之时，出身我国高官摇篮中央党校的法学博士冯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既是根正苗红，又显卓尔不群。
但他却说：我其实只是一个生意人。
中国传统士大夫有所谓“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讨它一个小”的四大理想，喜欢想喜欢说喜欢写的冯仑，生意上有所成就后，实在憋不住，于是继五年前洛阳纸贵的《野蛮生长》之后，又出新作《理想丰满》，为的是“撒泡尿再照照自己”。
“理想让你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冯仑常常会回忆一二十年前艰难创业的故事。
有一次，万通的早期主要合伙人王功权(就是2011年因公开“私奔”而名动天下的主儿)要离开公司，他们二人在北京亚运村一家酒店里办交割，冯仑把支票一给，王功权在协议上签字画押。冯仑说：大哥，我现在就剩下理想，啥都没有了，钱全在你这儿，我就剩下一个公司，一堆事，还有负债。王功权回应：那咱俩换一下?冯仑答道：我还是想要理想。
对此，冯仑总结称：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坚持理想，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时，对钱的事情便可以淡定，第一，你会站在合规合法的一边，不会运作赃款、黑钱，第二，你跟人谈判的余地很大。
如今最不缺房子住的冯仑，早年在机关单位工作时，一度为分房的事头疼不已。那会分房首先要熬资历，要处理复杂的关系，上面几级领导谁都可以左右你，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能这边摆平了，那边又不平了，一个人在单位里要么横到底，要么蔫到头儿。
冯仑说，我心里头有别的梦想，所以我选择了离开。结果辗转数年，换了好几个地方，抵御住了很多诱惑，最后无意中，倒成了房子的主人。到后来，他偶尔回原单位走走，看到昔日的同事，却还在当年熬出来的老房子里对付着。
他从中又获得一条经验：理想有时候会逼着你舍弃当下确定的利益，选择未来和不确定的方向，人生自然会跟别人不一样。
近些年，冯仑经常有机会到世界各地转悠。一次，他参观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大清真寺，看到里面那么多人在做礼拜，没有人组织，只要阿訇(伊斯兰教主持)一召唤，大家就都做同一个动作。他意识到，只有宗教的管理成本是最低的，因为自觉;而军队、监狱的管理成本最高，因为强制，一家公司如果用一种很好的价值观来统率，最后大家都变成“教友”关系，管理上就很省心，选择外部合作伙伴时，如果能志同道合，则可降低合作时的摩擦成本。此种价值观或者“道”，也就是理想。
“理想不能改变，过程可以妥协。”这是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冯仑另一份人生感悟。他说，很多过来人会发现，十几岁的时候你会因为受不了气而拿刀砍人，但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你什么气都能受，自己安慰自己，所有的委屈过去就过去了，皆因你的心里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理想存在着，这会让人开心。
“貌离神合，公司做公益的理想境界”
民营企业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是这几年一个热门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冯仑和万通都是公益积极分子，自然无法置身“是非”之外(冯仑曾说人生“只有成败，没有是非”)。
2010年9月，冯仑出席了北京举行的“巴比慈善晚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位大佬现场“布道”的一些话，让他印象深刻。
比如比尔·盖茨强调，捐款和慈善不应该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每天能吃到肉，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自己不吃肉，只吃蔬菜，所谓舍己为人，是极端的情况，你跳下水救人，自己却牺牲了，但当时你并不想死。
巴菲特也讲，捐款这件事要自愿，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弄，他是花了30多年后才作出决定(捐献全部财产)的，慈善是个人的事，不应该强迫。
对于捐款做公益，冯仑有两个原则：第一，不管怎么捐、捐多少，钱不能捐给政府，要捐给社会，因为捐给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意味着钱还在民间。他说，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2000个，随着公益组织数量增加、规模增大，社会就越来越强大，公益舞台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小，这符合未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趋势和要求。
第二个原则是，不应该全捐，如果在捐款过程中伤害到财富创造的能力和自由企业制度，会破坏市场经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商企业搞社会主义改造，搞公私合营，当时如果企业只捐10%，哪怕是捐给政府了，但余下来的大部分资源还能继续用来挣钱、竞争、发展，市场经济的逻辑没有改变，民间创造财富的活力不会被抑制、消灭。捐款一旦变成“裸捐”，必然最终导致财富创造的源流枯竭，经济崩溃，人们得到的福利反而会减少，甚至走向绝对贫困化。
如何处理公益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冯仑认为有两种做法，一种叫“貌合神离”，一种叫“貌离神合”。前者是早期不规范的做法，很多企业把营利事业和非营利事业裹得太紧，老总也身兼两职，以至于即使动静很大，号称“首善”者，公众也会对你和你的企业做公益的动机与成效产生怀疑。后者则是公司战略和公益战略在价值观上有交集，但具体业务上各自独立，互不搭界，这样才能保证公益越做越好，营利也越做越好，公众更相信你做公益的诚意，更尊重你的企业品牌。
“没有方向是最大的恐惧”
年轻时冯仑的理想是“走天下”，如今他不仅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县，每年还出国上百次，先后去过70多个国家，天下走了一大半了。他有句名言“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思考”，理由是通过玩可以扩大视野和增加人生体验。
冯仑还有个特别的愿望：写一本叫《到历史现场读大历史》的书，原因是他追求“通过很尖锐的刺激促进思考”，对所到之处蕴藏的历史、人物、制度变迁等等文化信息，尤其感兴趣。所以，斯大林时期赫赫有名的古拉格集中营、极左制度下越南民众的偷渡生涯、战火纷飞恐怖主义横行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白沙瓦，还有宗教和军事冲突纠结不清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都成了他观察和感受真实而残酷的世界的场所。
冯仑相信，旅行的一大好处是，你看过了那么多的血腥和冲突后，对人和社会越来越了解，看到了各种文化的不同，最后将变得淡定，变得宽容，也变得胆大。
立志“走天下”的冯仑，始终不忘自己的“生意人”身份，同样从江湖行走中吸取教训，获得营养。
有一年，冯仑一行人在戈壁滩上开车旅行，途中突然发现掉队，前导的车辆不见了，茫茫戈壁，手机没有信号，大家都感到害怕，只好停下来。为了节省汽油，司机把发动机关了，没有空调，车里热不可耐，司机又说不能开窗户，开了更热，车里的人更不能跑出去到外面晒着，只好都闷在车里等待接应。冯仑承认，那一刻才感觉到，没有方向时的困难，比有方向时更令人恐惧。
幸好司机是当地人，富有经验，找到了戈壁上较新的车辙，终于等来一辆大货车经过，托人捎了张纸条出去，到能打电话的地方通知前导车回来救援，他们在苦苦煎熬中等了两小时，才最后获救。
冯仑体会到，做企业也一样，当企业没有方向时，比有方向但没有把事情办好更让人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企业就死掉了。
五年前，冯仑给《野蛮生长》所写自序的标题是：“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地脱”。在他看来，对那位勇敢坦诚的女演员的种种非议，与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原罪”审判一样，皆属不公平待遇。而30年间，新一代中国民营企业由“野蛮生长”到“理想丰满”，自我完善固然重要，但它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政策与体制环境也必不可少，甚至是决定性的——归根到底，这才是冯仑奔走呼号、孜孜以求的“高”处和“远”处，也是民营企业未来应致力的重要方向。
长久以来，段子迭出、亦庄亦谐的冯仑在企业圈内扮演的角色，已类似赵本山之于央视春晚，冯小刚之于电影贺岁档，大家对其出场亮相，总是充满期待，不乏遐想。2012年之初，本山大叔与小刚兄弟忽然双双失约，幸好我们还有老冯，还有他面对骨感现实的丰满理想。
马连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谭洪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