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百达翡丽上海店乔迁至外滩源（原英国领事馆官邸，该地区最早建成的欧式历史建筑之一）时，诞生出许多说法。与这个顶级腕表品牌在日内瓦、伦敦、巴黎拥有的三座沙龙相比，新店被百达翡丽惟一命名为“Maison” 。
这个身份高级的法语词汇只有在看到斯登家族成员在拿破仑三世装饰风格百达翡丽源邸内随性出入时才能体会一二。百达翡丽第三代掌门人菲力·斯登（Philippe Stern）的太太、现任总裁泰瑞·斯登（Thierry Stern）的母亲，优雅的Gerdi Stern此刻正穿着色泽饱满的牡丹花绸缎外套轻声走过二楼客厅。作为新家总设计师，这位大气的女士从瑞士、法国及意大利运来了自己最钟爱的家俬、艺术装饰品及书籍，并把它们布置成斯登家族熟悉的样子：与位于日内瓦总部的沙龙保持相同格调。
而她的儿子，百达翡丽家族第四代传人泰瑞·斯登则更喜欢逗留在二楼户外露台上，正对一院子茂盛的绿色植被。他甚至没有佩戴品牌最擅长的复杂功能腕表，而选择了一块年轻的“Aquanaut”运动腕表，“是的，当我接下总裁职位后，始终保持着‘新来的’感觉。从前百达翡丽的客户是50至70岁，如今则是30到70岁，人人都希望看起来年轻。”作为品牌的新掌门人，泰瑞更像一位家教优良、对父辈充满敬意的乖孩子。“这次为新店开幕特别展出的经典计时“Star Caliber 2000”，说实话，我从没想过出售任何一只。它对我来说从不是生意：一块高级复杂机芯需要花10年时间去成长，10年前我也是个孩子。就像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舍不得让它离开。”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开设“Maison”了吗？
泰瑞·斯登：说实话，中国消费者的成熟度已经离最高不远了。但我们不急着赶路。因为高税收，很多中国人都在国外购买腕表，所以这家“Maison”并不是销售中心，也没人只关心数据，当然，数据早晚会来。在日内瓦，百达翡丽40%左右的顾客都来自中国；城中最顶级的购物街上，大约80%的奢侈品销售量都由中国人贡献。
《21世纪》：您曾说品牌不想过度发展，不需要到处都是戴百达翡丽的人。
泰瑞·斯登：目前在中国，百达翡丽两家旗舰店就足够了。我不想和其他人一样，在中国开到50家门店，然后开始后悔。如果扩张速度太快，必定会失去品牌控制力，无法认真培训销售人员。当你有四五十家门店的时候，培训员工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看到机会主义者把自己在美国、欧洲零售商的货品拿一部分送到中国来卖，这不是我喜欢的方式，也不是家族企业会做的事。如果下一步印度市场上来了，他们又会对中国零售商做同样的事情。我必须对欧洲零售商们表达平等的尊重。股份制企业要对当下利润负责，五年之后他们可能就换了CEO。但我们会守在这里，无论光景好还是坏。
《21世纪》：面对中国市场的复杂性，您如何控制渠道？怎样避免“灰色市场”？
泰瑞·斯登：“灰色市场”总是和成功一起到来，你不可能彻底清除它。通常那些在“灰色市场”发现的表，我们会再把它买回来。如果它们来自正式零售商，我们就可以一路跟踪到源头。某些绅士可能不是顾客，而是做生意的人。我从不惧怕中断和零售商的合作。如果一个零售商故意私下出售百达翡丽，我会毫不犹豫地让他关门。上次有一位在德国排名第二、欧洲十大零售商之一的人狡辩说，“我有很大的客户群，对你们太重要了，你不能拿我怎么样”。我说，“对不起，这不是百达翡丽定义里的合作伙伴。”他相当惊讶。就算你在销售上再厉害，没有了信任，我都会选择结束合作。
《21世纪》：通常人们都说百达翡丽是卖得越少，赚钱越多。今后产量会随着新兴市场的开拓数目有所上调？目前瑞士制表学校吸引不到足够的学生，导致没有足够年轻制表师入行，这也是百达翡丽产量无法提高的原因？
泰瑞·斯登：现在品牌更注重在复杂功能上，的确不能生产很多。每年产量都会在原有基础上提升1%-2%。除非自己建一座学校，否则永远无法提供足够优秀的制表师。但即使现在给百达翡丽500个制表师，我们也不会因此增加产量，这是策略。
《21世纪》：百达翡丽也生产袖扣，将来有意向更多元化的方面发展吗？
泰瑞·斯登：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百达翡丽就生产袖扣。人们喜欢在圣诞节收到手表、生日收到袖扣。零售商一直要求产品多元化，但我们不会这么做。之前我从未说过，其实百达翡丽不时会为各国皇室的王子公主制作珠宝。当然如果哪天你业绩不好了，就要小心被大集团盯上。现在也会遇到一些供应商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属于swatch集团了，不能再卖给你们零件了”。百达翡丽研发一枚简单机芯至少需要五年时间，一枚复杂功能机芯则需要8年以上，我现在需要思考的是20年以后的事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