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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学术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学术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与会数十位海内外学者探讨了当今国际经济热点议题。本报记者就其中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采访了多位学者。
重视对劳动人口的持续教育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雷曼兄弟破产5年之后，全球经济依然没有回归正常，这是自大萧条后，冲击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以美国的经济状况为例，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且乏力，无法为新增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他分析称，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美国不平等问题突出。美国所谓的经济复苏始于2009年，但只有金字塔顶端1%的人口享受到了经济复苏的好处。
另外，斯蒂格利茨提及，当前美国全职男性劳动力的平均收入低于40年前全职男性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劳动力参与率低下。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劳动人口，特别是老龄劳动人口不再具有高生产力，就会遭到劳动力市场抛弃造成的。当前美国缺乏对这些劳动力人口进行再教育、再训练，使他们重新成为生产阶层中一员的机制。这是个世界性问题，各国需要重视对劳动人口持续不断的教育和培训。
关于解决就业岗位问题，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小型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但这些企业的发展常因贷款问题受到限制。此外，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将破坏美国经济增长潜力。
欧元区亟须结构性改革
谈及欧洲经济状况时，斯蒂格利茨表示，纵观欧洲各国，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都低于2008年的水平，很多人的收入比15年前还要低。西班牙和希腊两国受危机冲击严重，经济低迷，青年失业率超过50%。即使是在危机中表现不错的德国，过去7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也仅为1%左右。
斯蒂格利茨认为，欧洲当前遇到的问题在于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和政策缺陷。在他看来，欧元区不是最优货币区，在差异巨大的国家间运作单一货币并非易事。在当前形势下，经济疲软的国家面临的不仅是紧缩问题，还有信贷资金短缺，可以说欧元区亟须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建立银行联盟、修订欧洲央行的授权范围、制定增长策略等。这些执行起来并不容易，欧洲各国缺乏改革必需的政治认同，没有政治认同，欧洲很难出台行之有效的经济复苏方案。
在谈及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时，斯蒂格利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全球总体需求缺失。全球发展失衡、对于结构性转变的迫切需求、增长不均衡、财政紧缩等问题呼之欲出，市场并未按照应然的路径运作和发展。
全球危机管理能力未有显著提升
面对后危机时代各国面临的经济难题，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表示，近几十年来，全球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及人口的流动障碍渐趋消除。过去的十余年中，网络的发展又促进了各国在文化、教育、思想理念方面相互交融，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物质的流通。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收获了巨大的利益。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且存在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性风险。如果不能有效管理这些风险，一些不稳定性有可能摧毁已有的建设。
戈尔丁认为，金融危机暴露出了这样的问题。国家内部的政策协调没有与全球金融体系完全匹配。人们缺少对信贷衍生品这类新事物的足够认识，同时也无法通过海量数据判断经济走势。除了经济风险外，各国还面临着不平等加剧、网络安全、环境和气候挑战等随全球化发展而产生的各类问题。另外，国家间缺乏有效的互通机制也加剧了这些潜在的风险。因此，当务之急是打造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加强各领域沟通。
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院长奈瑞·伍茨（Ngaire Woods）提出，亟须建立起全球性机构对资源进行有效分配，阻止各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近5年，全球危机管理能力未有显著提升，原因在于没有形成能获取足够资源、采取及时反应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国际组织或机构。此外，全球经济管理尚缺少有效机制使新兴经济体参与其中。
政策协调难点在于利益对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认为，国际政策协调是解决现有问题的关键，但协调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障碍。首先，一些国家的决策者过于注重实现本国单一政治目标，而没有看到或找到折中政策。其次，政策传导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与分歧。最后，国家实力以及影响力相差悬殊，难以做到完全公正。
奥斯特里对此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需要建立一个中立的评估机构，脱离某个国家的单一视角，以公正客观的态度为国际政策协调提供折中方案，并准确评估政策协调的潜在可能和所产生的效应，在国家与国家间搭建沟通协商桥梁消除分歧和顾虑。第二，制定明确的国际政策协调相关规定和条例，做到有章可循。
奥斯特里表示，有研究发现成功的国际合作多出现在经济危机后，例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七国集团成员国协调降息、提供流动资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相互协调财政及货币刺激政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由此可见，国际政策协调在经济危机时更加自发主动，但是在平稳期就少很多。
对此，奥斯特里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危机期还是平稳期都需要积极的国际协调，不能因为平稳期的协调成果不显著就认为没有必要。国际政策协调难点在于如何令本国政策及利益与全球政策利益相对接。政策协调不应视为被迫做出的妥协，而应实施各取所需的良性协调。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要放弃一些利益，但各国将会获得更大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