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的黄俊钦正面临一项针对其早年贷款的官方调查；这项调查，也涉及他名气更大、财富更丰的弟弟，37岁的黄光裕。

　　今年国庆假期后，这对广东潮阳籍商人刚刚登上最新排出的“中国百富榜”，分列第二名及第20名，个人资产分别达200亿元和65亿元。在2004年和2005年，现年37岁的黄光裕更一度是榜上的“中国首富”。

　　就在国庆前不久，公安部启动了对黄俊钦私人所有的“新恒基系”的立案调查，查封其全部资产；曾先后效力于黄氏兄弟的“新恒基系”最高层于星旺等人被逮捕。

　　早前，银监会也参与了相关摸查；摸查目标，是“新恒基系”及黄光裕所控“鹏润系”的整体银行贷款和负债。包括黄氏兄弟在内的29人以及“两系”旗下的39家公司，被列入摸查名单。

　　初步官方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13亿元的问题贷款在鹏润和新恒基之间密切流动，最终流向境外，形迹可疑。这些资金既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黄俊钦兄弟创业期的“第一桶金”，在2000年之后也继续支撑其扩张。

　　这次立案调查的由头，与九年前发生的一起贷款案直接相关。贷款行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就在今年国庆前夕，原北京中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牛忠光被逮捕，黄俊钦本人也一度进入公安部监控范围。

　　“偷梁换柱”案

　　黄俊钦兄弟在20年前共同创立了国美电器。1993年二人“分家”后，哥哥转向房地产业，建立了“新恒基系”，在京城及东北拥有数栋著名的大厦；弟弟则独自经营“鹏润系”，国美电器、鹏润地产构成其主要资产。

　　如今，国美电器专卖店已遍布中国100多座城市，数量接近600家；鹏润地产也在各地频频圈地，并已在北京开发了多处大型住宅区。

　　多年来，对黄俊钦兄弟巨额财富的来源向来不乏质疑。此次官方调查显示，民营的“新恒基系”和“鹏润系”在创业阶段，涉嫌以违法或严重违规方式，获得北京中行的信贷支持。

　　目前可知的较早一笔问题贷款，由北京中行在1997年6月贷出，当年共贷出1.6亿元人民币及1027万美元。贷款人名义是北京静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静安公司），实则由黄俊钦操控。

　　静安公司由外资身份的静安物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静安控股）和北京一家国企持有，外资持股六成，公司拥有北京市北三环东路静安中心地块。1995年前后，京城房地产景气不佳，静安地块无力动工，外方股东有意转手。

　　约在1994年，实际由黄俊钦私人所有的北京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称新恒基），挂靠在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名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1995年，黄俊钦等人以首创集团下属新恒基公司名义，与静安控股董事长邓南威接触，有意接盘静安控股全部股份。为维持该项目的“合资性质”，交易改由境外注册的香港捷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捷成）接盘。当年6月，双方签约，邓南威与另一名股东梁湖南，将静安控股100％股权转让香港捷成，作价1800余万美元。捷成为黄俊钦的私人公司。

　　届时，黄俊钦及新恒基手头并无资金，仅承诺先进场施工，自找建设资金。双方约定在静安中心大厦建成后，黄俊钦以相应楼宇面积折抵股价款，届时方予办理静安控股的股权过户。

　　1995年下半年，静安中心破土动工，但资金很快告急，黄俊钦等人开始寻求银行贷款。1997年，黄俊钦和于星旺等人伪造静安公司执照、董事会决议及法定代表人邓南威的签名，以静安公司名义向北京中行贷款，当年贷款五笔，总计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贷款安排人，正是时任北京中行行长的牛忠光。

　　上述贷款主要转入香港捷成账户，后者再以投资款名义注入静安公司，另有一部分转入私人账户；直到1998年底，静安公司实际大股东邓南威、梁湖南二人方才知晓。令两位股东气愤的是，银行在此涉嫌骗贷案中，在发放贷款前必须核对借贷人的一切原始证照，“而且中行明明知道我们才是静安公司的所有者。”梁湖南对《财经》说。在他们看来，上述贷款发放绝非银行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是北京中行与黄俊钦等人的共谋。

　　自1998年底起，这两名加拿大籍华人屡屡上告；翌年，同样在北京中行内部人员协助下，黄俊钦等人将上述几笔贷款的借贷人变更为新恒基。

　　大力给予方便的银行内部人士正是当时的中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

　　勾兑中行

　　现年62岁的牛忠光已退休，历任北京中行信贷处处长、行长，中国银行总行董事，并曾于1999年负责筹办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牛忠光在金融界浸淫40年，人脉熟稔，颇有神通。

　　黄俊钦是通过北京女商人雷瑛与牛忠光结识的。现年45岁的雷瑛在北京开有多家公司，与牛忠光过从甚密，后者对雷瑛的生意频频关照，这在北京中行内部是公开的秘密。今年国庆前夕，雷瑛与牛忠光相继被捕。

　　1998年初，静安中心尚未竣工，黄俊钦等人故伎重演，再次采取篡改静安公司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的手段，伪造“预售契约”，将在建中的静安中心首层、二层共计2237平方米的楼面，赠予雷瑛全资持有的香港中怡集团有限公司。

　　随后，雷瑛以中怡集团名义，将上述两层楼面作价1.17亿元租赁给北京中行，租期50年，用作北京中行静安支行的营业场地。这一昂贵的租价，相当于每平方米5万余元，甚至高出当时楼价数倍。尽管静安中心远未竣工，但双方租期却始自1998年，北京中行分数笔将1.17亿元租金悉数付给中怡。事实上，中行静安支行迟至2003年才搬进静安中心办公。

　　1999年下半年，静安中心落成，但黄俊钦迟迟不按约定向外方股东交付楼面。尽管静安公司股权因此不能交割，但黄俊钦事实上控制了这家公司，宛如主人身份主持楼宇的租售业务。

　　直至2005年末，黄俊钦才向邓南威、梁湖南两位股东支付1500万美元，将静安控股股权过户至自己名下。

　　另一方面，新恒基在开发静安中心时对北京中行欠下的近亿元贷款，也迟迟不曾归还。与此同时，黄俊钦兄弟利用与牛忠光等人的关系，以不同公司名义继续向这家银行贷款。在1997年－2001年间，上述贷款总额接近10亿元，其中4亿余元一直不曾还本付息。

　　相比哥哥，黄光裕与北京中行另有一番渊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尚不足30岁的黄光裕结识了北京中行年轻女职员杜鹃。杜鹃约在1999年前后辞职，之后为黄光裕打理在香港的业务，长期担任上市公司国美电器（香港交易所代码：0493）执行董事。

　　杜鹃在1999年前后嫁给了黄光裕，自此与丈夫共同进退。

　　贷款去向

　　即便在1998年牛忠光调离北京分行之后，黄光裕名下的地产项目鹏润家园，也在北京分行获得逾3亿元的按揭贷款。

　　经营电器起家的黄光裕约在1996年前后涉足房地产，成立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京城开发的第一个楼盘是鹏润家园。该项目于1997年动工，资金紧缺，黄光裕一度欲将手中十余家国美电器连锁店尽数出手，以投入鹏润家园开发，但最终无果。

　　1999年，鹏润家园首期竣工发售，因户型设计偏大而销售缓慢，严重影响资金回笼投入后续开发。为此，黄光裕与北京中行内部人员谋定，以挪借来的大批身份证办理虚假个人按揭贷款，从北京中行贷出3亿余元。同时，黄将鹏润家园部分后续工程转手某合作者开发经营，由后者负责偿还虚假个人按揭。之前贷出的3亿余元现金，则由黄光裕转做他用。

　　当年参与贷款者，包括时任北京分行副行长李宝光、零售业务处副处长徐维联。如今，徐维联已因卷入对北京森豪公寓的虚假房贷案，于今年7月在京受审。此案尚未宣判。

　　时至2001年，同样在北京中行内部人的安排下，一家担保公司连续从北京中行获取汽车贷款。至2004年，三年间累积车贷金额高达4亿元。参与调查者称，这家担保公司事实上由黄光裕控制，“从北京中行历年对黄俊钦兄弟的贷款也可以看出，兄弟二人从来都是假借其他公司的名义从北京中行贷款。”

　　与鹏润家园当年制造虚假房贷相似，以车贷名义借出的4亿元现金被迅速转移。之后不久，作为贷款主体的担保公司则被转予他人，但事后的调查表明，接盘人对担保公司4亿元车贷的或有债务毫不知情。目前，其中2亿元到期车贷已经偿还，另有2亿元尚未到期，仍然挂在北京中行贷款科目下。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早年创业期间向北京中行的违规贷款，和其后以租房形式向北京中行套取的逾亿元租金，以及之后的虚假房贷和车贷，总计达到13亿元。这些贷款构成如今北京中行案的核心案由，而资金的最终去向至今尚未调查清楚。

　　参与调查者指出，对上述13亿元资金去向的调查难度颇大。因为贷款大多以看似不相关的公司名义贷出，贷款用途大多含混，其中更有大笔的无抵押贷款。这些贷款在“鹏润系”和“新恒基系”的庞大网络中频繁调转，“光是一个鹏润，就开立了上百个账户，查账就像走迷宫。”

　　初步调查显示，有部分资金被打入众多证券账户，更多的资金被转出境外。“如果不进行立案调查，而是单纯查账，可能这些贷款的主体都和黄俊钦兄弟的公司无关，最终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知情人称，“但北京中行的某些人自然心知肚明，这些贷款的真正使用人就是黄俊钦兄弟。”

　　直到2004年中国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造，开始大量剥离不良贷款时，北京中行才开始落实上述问题贷款的真实债务主体。

　　转移债务包

　　2004年6月，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一齐参与了由央行及财政部主持的竞标，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资产50％的名义价格，竞得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总计2787亿元不良贷款。

　　此前，在北京中行的不良资产剥离中，将黄俊钦兄弟历年来以其他公司名义贷出的部分贷款，明确至鹏润和“新恒基系”公司的名下，列为可疑类资产。这部分贷款总计4亿余元，随中国银行的整个不良资产包出售给信达，以账面资产23％计价。

　　2005年，信达曾将上述4亿余元不良贷款单独打包出售。四家竞标者中，有两家公司与黄俊钦兄弟密切相关，有消息说其法定代表人均为其母亲。其中一家公司以账面资产40％的价格中标，据称中标价与标底相差无几。然而就在交易手续接近办妥之时，银监会予以否决。

　　今年5月，信达再次公开招标出售北京地区不良资产包，在其中一个账面资产总计15.28亿元的资产包中，再次包含了上述4亿余元不良贷款，并在公告中直陈为“以某一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商业零售业的企业集团债权为主”。这一资产包的招标，原定的提交报价日为7月26日，但最终未果；随后再启动第二次报价，至今仍无结果。

　　信达当年竞得中国银行资产包，承诺三年内处置完毕，否则将从自身资本金中抵扣。因此，包括前述4亿余元不良资产包在内的中行坏账，不可能无限期搁置，而需在2007年5月底前售出。消息人士称，这4亿余元可疑类贷款既无授信，也无明确抵押物，贷款用途不详，长年不能收回，“一般人根本不敢接，能接的人只有黄俊钦兄弟自己。”

　　“一旦他们以四折价顺利购回这个资产包，就等于用一个多亿抹平了四个多亿的问题贷款，不会再被追债了。”中行信贷部门一位经理人员说。

　　据闻，在眼下启动的北京中行案调查中，包括了对当初将4亿余元坏账剥离的追究。个中逻辑不难理解——既然贷款的最终债务人是黄俊钦兄弟，而后者近年来已积聚了亿万财产，为何还要久欠不还区区4亿余元贷款？北京中行为何要将其作为坏账剥离？

　　同样的问题，也曾令早年静安公司的外方股东感到愤懑——静安中心大厦早在1999年下半年即已建成发售，黄俊钦及其新恒基理应回笼巨额资金，为何又要长年拖欠1000余万美元的股权款？

　　“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多少钱。”参与调查者质疑道。

　　“原罪”危机

　　1993年黄俊钦兄弟分家时，无论是新恒基还是国美，都远未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1993年后，黄俊钦开始倾力投入房地产业，之后几年，曾在北京先后建成鹏润大厦、静安中心以及新恒基大厦；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一位曾就职国美电器高层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兄弟二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他当时实在没钱，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约在1996年，黄光裕也开始投入房地产开发，当年启动了他平生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北京鹏润家园。自此，黄光裕的“鹏润系”开始成型，最上游是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鹏润投资），下设鹏润地产及国美电器。

　　然而资金匮乏依旧，以至于黄光裕日后要以虚假个人按揭方式，从北京中行套取资金。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黄光裕专注房地产业，将国美电器交给妹夫张志铭打理。未料国美电器从此蒸蒸日上，远远超越房地产，构成黄光裕的主要资产。

　　国美电器在1999年走出京城，在天津、上海、河北等地建连锁店。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国美电器2001年跻身“中国连锁百强”第六名，当年底在全国拥有84家门店，销售收入逾60亿元。

　　在外界眼里，黄光裕兄弟的黄金时代正是始自2001年前后。这段时间，京城房地产方兴未艾，兄弟二人都不断购置地块。

　　与此同时，黄光裕所有的国美电器迎来了国内电器零售业的最好时光，“2002年到2004年间，是国美电器最赚钱的时候。”国美电器一位高层回忆说。

　　但最赚钱的时候或许正是最缺钱的时候，尽管早年的鹏润大厦、新恒基大厦、静安中心以及鹏润家园都已建成发售，但新的扩张——无论是房地产业的扩张，还是国美电器自身的扩张，都需要更多的资金。

　　“我们发现，黄俊钦兄弟从北京中行贷出的10多亿元资金，绝大多数已陆续通过建成的房地产项目回笼，但他们还是长期不还。”参与调查者指出，“这些资金大量转出境外，很可能被用于炒股和炒期货，或用作其他投资。”

　　2000年前后，处于最有钱也是最缺钱时期的黄光裕开始筹划境外上市。“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融资，同时可以操作二级市场。因为投入房地产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民营企业其实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一位国美高层说。

　　黄俊钦兄弟早年勾结牛忠光等人牟取银行贷款，或为中国部分民营企业家的一种“原罪”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金融秩序远未建立健全、同时民营企业发展路径也远未规范明确之时，这种模式印着时代的印记。

　　如今，历史的一页已然翻过，早年的银企勾结模式在新时代也越来越难以复制和延续，被公认既聪明又富魄力的黄光裕开始转而谋求境外融资。他在2000年末最终锁定买壳上市，“壳”目标是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香港交易所代码：0493）。

　　这之后发生的故事广为外界乐道——借壳上市最终成为黄光裕个人财富的放大器。2001年之后的黄光裕，正以中国乃至世界级富豪的姿态冉冉上升；他那位绝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哥哥，也在悄然扩张着自己的资产。

　　时至今日，尚难确认公安部正在展开的立案调查会否最终触及黄光裕，也难以判断早年创业期的违规或违法贷款究竟是何情节，留下了多大的债务亏空，最终会给“新恒基系”和“鹏润系”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但无论如何，黄俊钦兄弟都面临紧要关头。

　　没有人知道，二人近年来急遽膨胀的“财富王国”是否真的足够强大，足以应对正在发生的“原罪”危机。
　　（《财经》 记者于宁、苏丹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