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国平维护市场秩序不仅仅是打击犯罪，还要尽最大努力保护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尤其要防止因为机械、教条的司法活动、因为迁怒民营企业主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让企业受过、因为企业决策与个人行为的边界模糊、因为企业和个人财产的混同等表面现象而做出不利于企业健康运行的过激、简单行为。

　　黄光裕正在“里面”经历法律的洗礼，社会正在外面对他进行道德反思。曾经满身光环的巨星企业家，受到法律和道德拷问，这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而立之年的中国企业家，而立之年的中国市场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拷问和洗礼。

　　曾经有媒体问，唐万新、顾雏军……下一个是谁，现在可能答案是：黄光裕。如果问，为什么他们发迹于不同的市场阶段，处在不同的领域，却会有相似的归宿？放在金融海啸背景下，答案很简单：贪婪！

　　贪婪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孪生姊妹。在经济学上有风险厌恶者、偏好者和风险中性者，风险厌恶者是不贪婪的，风险偏好者往往是贪婪的，但是，如果市场是由风险厌恶者组成的，市场也就不会繁荣了。贪婪与财富追求最大化之间是没有临界点的。市场经济不仅承认需求并创造需求，承认人的自利，并基于此设计出了市场经济的制度。

　　操纵股价、内部人交易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更多财富，无论是触犯法律或是道德丧失，都会被归结为行为者自身的贪婪，不符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传统伦理，既然问题出在道德层面，也因此以为进行道德审判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却违背了愿望。对这些不能少又不能多的贪婪行为，依靠自律和教化是不够的，所以，市场经济又同时伴随着法治经济的呼吁。对中国当前问题的诟病，除了法治不完备等问题之外，诚信和道德缺失问题被归结为信仰的缺失，普世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缺失。

　　美国是市场经济最发达、也是法治最完备的市场，同时也是宗教信仰发达的国家，但华尔街却集体把天捅了个大洞。市场、宗教和法治也不能解决对贪婪的适度控制。受到指责和聆讯的华尔街高管们，反映出的诚信问题，让人不禁要问，仅仅是这些高管的诚信有问题吗？

　　黄的个案反映的是社会共性问题，对这些现象演变过程的懈怠，正是黄案发生的必然原因。对资本市场普遍性违法行为的放纵或打击不力，导致这种集体失范行为持续猖獗而不能根除。回顾历年被判入狱的明星企业家，个个夜以继日、励精图治，个个曾经被奉为楷模，这些看似个案的群体案件，简单将其归结为个人行为是肤浅的，这不仅仅是企业家群体应当反躬自省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应当反省的问题，更是法律制度设计应当反省的问题。

　　汶川大地震和三聚氰胺以及黄光裕等类似案件，表面上拷问了企业家群体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实质层面上反映的是，制度系统性设计错配，导致金融资源错配、基本法律和市场经济法律错配、立法和执法资源错配、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错配，这些制度和资源的错配，犹如飞机开上高速公路，汽车跑在铁轨上，正是这些错配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群体失范。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重力量、多种角度共同下手。有制度但制度不系统不仅会导致对制度的错误理解，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新问题；有制度但不执行等于没有制度；有制度但执行不公，那等于给强盗发了许可证，给好人发了禁止令。

　　制度制定和执行主要靠政府，但仅仅靠政府，无法防范普遍性的犯罪行为。而制度的制定，如果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不仅会脱离现实，也缺少了一体遵守的社会基础，就会变成纸上的法律制度。

　　因为黄光裕被采取了刑事讯问措施，各评级机构纷纷调低了对国美的评级，国美股价应声而落。黄光裕是否会因指控成立而最终入狱，只有待司法程序走完才知道。相比较遭遇德隆等类似问题的其他投资者，国美的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算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得益于不久前国美对永乐的收购。因为收购才让国美脱离了家族化绝对控制的命运，不至于因为掌门人出事而顷刻坍塌。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国美投资者、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会不会因为黄光裕的个人行为而受到巨大损失？

　　就一般商业犯罪的情形分析，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可能会涉及除了目前已经涉嫌犯罪的黄光裕等之外的其他主体。相信我们的侦查，能本着既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无辜的立场，权衡和处理好。维护市场秩序不仅仅是打击犯罪，还要尽最大努力保护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尤其要防止因为机械、教条的司法活动、因为迁怒民营企业主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让无罪的企业受过、因为企业决策与个人行为的边界模糊、因为企业和个人财产的混同等表面现象而做出不利于国美健康运行的过激、简单行为，即便涉嫌法人犯罪，也要慎之又慎，不能简单将企业与法人、企业家或企业主个人等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但愿黄光裕的案件不会伤及无辜。

　　民营企业要稳定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推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均衡各种并购等市场化金融工具的发展，还需要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出现危机的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尊重和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利。
　　（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