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微软了。每天，比尔·盖茨醒来，他的财富就会增加2000万美元。无数的竞争对手恨它或妒忌它，但就是无法打垮它。然而，比尔·盖茨却有一句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十八个月”。

　　国美，蒙牛也是中国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国美并购永乐之后，俨然已是渠道之王，它的总裁黄光裕更是中国首富。而蒙牛几年就从几个亿做到超百亿，名声更是如日中天。

　　成功者提醒自己离破产有多远，实际上是给自己制造危机。因为成功者大多不是死于业绩，成功者大多就是死于太过于成功。对于中国首富国黄光裕，对于中国成长最快的公司蒙牛，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比尔·盖茨的一句话，来提醒这些成功者不要死于自己的成功之中，这句话就是：国美、蒙牛离破产有多远？

　　自然界与人类的进化历程告诉我们，成功者之所以死于成功，大多情况下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无视环境的变化，把成功的原因当成永恒，可环境已经变化，这样，过份对成功的“自恋”。

　　比如我们在谈盛大、百度的时候，就曾经指出，恐龙是强大的动物，生活在环境极为优越的森林中，骆驼似乎要弱小得多，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但恐龙今天已经灭绝了，但骆驼却依然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优越的环境对于强者是一座地狱。愈强大愈成功的强者，对成功环境的依赖性愈大，反过来，恶劣环境中的生存者，从来都是在为生存而奋斗，所以恶劣的环境反而成为变革的动力。

　　比如骆驼能够在十分钟喝下一百公斤的水，骆驼的皮肤能够根据环境温度调整温度，从而有效保存水分。所以，骆驼能够在恶劣的沙漠环境中走上很多天，而不需要喝水。反过来，几十亿年前优越的生态，让恐龙变得愈来愈强大，但这种生态一旦失去，恐龙灭绝的时间就到了。

　　为什么优越的环境对强者是一座地狱：国美、蒙牛会在哪里失足？

　　国美、蒙牛是恐龙还是骆驼？我们先看一下国美。

　　坦率地说，国美有着恐龙的环境，也有着骆驼的环境。国美的成功壮大，出现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当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我们的购物环境就从过去买电视机要凭票，而现在却会有无数个厂家在争取你买，这种时候，市场权力就从三家转移到了渠道商或零售商手里了。

　　事实上，以中国经济的规模，目前渠道商几百亿元人民币左右的销售额并不算大，中国市场会有更大的渠道商出现，未来像沃尔玛这样占绝对控制地位的渠道商一定会出现。这种机会无疑造就了国美恐龙的一面――优越的生存环境。

　　另一方面，国美也有骆驼的一面。消费者现在愈来愈挑剔，跨国公司象家乐福，沃尔玛正在大举进攻市场，规模巨大之后是供应链管理的困难与现金流的短缺。

　　与国美一样，蒙牛同样有着恐龙与骆驼的双重环境。乳业依赖牛奶，牛奶来自草场，内蒙天然的牧场资源与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不需要我们多说，这也是相当一部分跨国乳业缩小在中国业务的原因，并不是他们竞争力有问题，但没有奶源，如何竞争？所以，我觉得蒙牛在奇迹面前，要问一下自己的优势有多少是来自自己的实力？

　　但蒙牛也有骆驼的环境，内蒙地处边缘，在人力资源与经营环境上，是一个相对恶劣的环境，所以，蒙牛能够在营销上独树一帜，我觉得可能就是对这种骆驼环境的适应。环境恶劣，反而能够促使蒙牛对能人的挖掘与应用，反而能够促使他们出奇制胜。

　　但是对一个既有恐龙环境又有骆驼环境的公司来说，这两者可能是矛盾的。这就诱使这些公司过分强调环境的力量，比如国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打压供应商，比如蒙牛利用自己的独特草场资源挤走跨国公司。可问题是，上帝是公平的，任何一家公司的经营能力都不是从优越环境中获得，而是从奋斗中获得的，这就注定了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公司会长盛不衰，而有些公司只是昙花一现

　　“中国特色”其实是一个陷阱：消费者正在成熟，可冲动与感性却被叫做“中国特色”

　　这种时候，我觉得国美、蒙牛应当也像微软一样问问自己：离破产有多远？从而立志把自己从一家资源环境依赖型的公司，转化为一家核心竞争力驱动型的公司，转化为一家员工成长导向型的公司，这不是当务之急吗？

　　实际上，与蒙牛一样在恐龙与骆驼双重环境中成为巨人的，还有相当一批，象汽车业的吉利，手机业中的波导，以及地产业的顺驰，都可以归于此类。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国特色来为自己做解脱，但做企业与做人一样，别人的评价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支撑你强大如此的，并不是几个人说你如何就可以左右你的未来，真正可以左右你的是你的客户！

　　正是在这一点上，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是一个陷阱，因为中国消费者正在走向成熟，但他们今天的冲动与感性却被叫做“中国特色”。就象在乳业中对“鲜奶”等等定义的争论，目前的消费者几乎很容易就原谅了几大厂商的概念游戏，但未来的消费者一定不会原谅你们的，我敢负责地预测这一点。

　　任正非对华为有过一个提醒：“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国美、蒙牛是不是也很嫩？那要由他们自己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注定要出现无数的奇迹。然而，出现奇迹、被人称颂是一回事，但自己如何看待奇迹、如何评价自己又是另一回事。“皇帝的新衣”是一个童话，但这样的童话倒是值得我们这些成人经常读读。

　　谁在淘汰今天优秀的企业家？

　　差不多一百年前，当以福特，通用等一批象征工业革命高潮的大企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社会的主流力量，当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通用总裁斯隆等开始成为美国社会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这时的美国，以报纸为首的媒介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早在1810年美国就有了376家报纸，到1828年已达到将近900家。这时的美国，以哈佛，哥伦比亚等一批“长青滕大学”已走过了一两百年，美国的中介服务与监督组织如律师事务所等，也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角之一。

　　事实上，在美国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西方企业家阶层，他们并不是社会变革的先驱阶层，当企业家阶层形成的时候，构成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如作家，教师，律师，会计师，公务人员，小业主，记者早已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角。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其实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才有最近去世的德鲁克会自豪地说：管理学，那是我开创的学科！

　　这种格局告诉我们，企业家阶层做为现代工业革命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的产物。用大白话说，企业家创造财富，同时，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与法制社会(监督)，那么企业家自己也不会被创造出来，至少不持续。

　　比如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西方企业家发展历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存在着三个平台的共生与共赢，这就是企业构成的操作平台，媒介构成的理性平台，以及大学、研究机构与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思维平台。

　　企业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枝独秀，是企业家的自我毁灭之路

　　这三个平台的作用，颇像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的作用：既相互独立，相互监督又相互依存。企业的操作平台强调的是结果，即如何通过资源整合，创造利润。理性平台提供的是第三方公正，这种公正和客观源于制度保证与职业道德：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1923年颁布了新闻工作准则；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1926年正式表决通过道德规范。而大学、研究机构或咨询公司为企业提供方向与手段，源于这类中介组织的生存逻辑是：他们靠卖知识为生。

　　象近年来安然、安达信这类公司的倒闭，很大程度就受益于媒介的第三方推动。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媒介的第三方公正，安然或安达信这类世界一流公司会如此快地倒闭。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亚当斯密，没有泰勒，没有德鲁克等等经济或管理大师，没有一大批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存在，今天的企业会是什么样？

　　中国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同样，中国社会结构也是从计划体制转型而来的。我们的转型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在社会结构上，就是“让企业先强大起来”。这种转型政策下的企业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变成了一枝独秀：企业家将操作平台，理性平台，思维平台“三位一体”--企业家既代表了第三方对自己的评价，也代表了业界“大脑”对未来和发展道路的指引，更不用说一手控制的企业操作平台了。

　　这样的结果是，企业无论大小，企业首脑都在有意无意地在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都在用权力或金钱诱使下属对自己“神化”。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这二十多年来，那些落马的企业家，大多是自我放大到极至之后，乐极而生悲。有几个真的在媒介揭露下倒台的？又有几个在实践新理论时完蛋的？

　　不讲前提地一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是对企业家的不负责任

　　当改革开放过去二十多年后，我们的政策已经开始调整为“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简单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家们在兴高采列地庆祝自己的企业多少周年的时候，他们可能忘记了两点：

　　一方面，与企业共生的其他部分，比如媒介，比如大学或研究机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显然，企业作为社会共生体的一部分，没有其他平台的发展，企业平台的兴盛就可能不过是个泡沫而已。如果要单纯谈市场繁荣，那“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兴盛又为什么会是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成功经验是在双轨制下突围而来的，是在缺乏足够媒介平台监督，缺乏思维平台支撑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成功经验其实非常狭隘。在新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和谐社会环境下，接下来就反而是这批企业家的不适应：他们的成功经验已经过时。

　　由此来看，我们可能就不那么兴奋了。当我们的商业界只有企业之操作平台，缺乏思维平台对规律的提示与对未来的把握，缺乏理性平台之第三方公正，那么企业家就像三支脚的桌子只剩了一只脚，除了将这支脚的能力放大来支撑这张桌子，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在我看来，人放纵自己的成就感，实在也不算是多大的罪过。人毕竟不是上帝，人之为人便在于人是一个经常犯错的无知生灵。真正可怕是在这种放纵下去把企业做大做强，那将会是个什么前景？

　　所以，不讲前提地一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在既得利益的收买下去为企业家制造“良好舆论环境”，不仅是对企业家一种不负责任，而且将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经营企业显然是一场马位松，而不是一场百米短跑。如果有人用百米短跑的办法在跑马拉松，真不知道那些为此加油的口号，是出于不懂？还是为了一已之利而别有用心？

　　没有英雄的现实是寂寞的，但只有英雄的现实则是可悲的

　　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中国企业的改革，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来的。由此，我们需要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来看待中国企业改革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第一，我们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就会带来社会组织的分化。企业的一枝独秀，就是这种分化的一种表现，过去国营企业，国家媒体，国家大学或研究机构这种“国营”体系，分化成“企业国退民进”的局面，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第二，分化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分化的目的是为了在更高层面的整合与协调，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在目前企业或企业家一支独大的现状下，我们显然不能一味鼓励企业更加一枝独秀，而是要提醒那些放大自我的企业家，当市场经济制度正在完善，与此相应的媒介平台与思维平台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不适应新形式的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些优秀企业或企业家！

　　现实也正在证明这种判断。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而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事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一个明显的“坎”。

　　这个“坎”的意义是，当中国企业成长状大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是政府的正规化，法制化努力，是媒介日渐强大的第三方公正，以及大学研究机构走向独立的思维导向，导致那些基础不稳的民营大企业崩盘，而不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权力干预，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前一段科利华，托普，德隆等一批企业的兴衰，只不过是这一环境变化的一个先兆，接下来，我觉得将会有更多所谓的优秀企业面临这一挑战。

　　没有英雄的现实是寂寞的，但只有英雄的现实则是可悲的，企业家阶层作为社会中产阶层的重要力量，在社会这样一个大系统中，它的强大显然有赖于与其他利益群体与社会组织的共生与共赢，有赖于这一利益群体接受其他利益群体制约与监督。当道坎横亘在前进道路上，那么这种无形的坎就将成为一种机制：一个企业家现在还不太习惯接受，但却不能不习惯接受的机制！因为那道坎的名字叫淘汰。
　　（作者：姜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