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药消失的背后
来源：
2009-11-10 08:52
发改委对基本药物实行零售指导价，对老百姓而言，的确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从各零售药店和医疗机构来看，大家虽然都按规定执行了，但是，在调价范围内的部分药品却不见了踪影。业内人士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因为大家都知道，部分药品消失是必然的，原因在于国家规定的价格与药店或医疗机构现行的药品价格呈倒挂状态，即国家规定的药品最高零售价比零售药店或医疗单位的进价还要低，经营者销售了就要赔钱，卖得越多赔得越多。每次的调价通知一下发，都会有一部分药品悄然退市。
时隔不久，人们会发现：一部分消失的药品换了个面孔后又再出现，药还是原来的药，只是更换了商品名、规格或包装，重新堂而皇之地上市，而且“身价”往往上涨；另一部分消失的药品，则彻底退出市场，即使疗效确切，经济实惠，却再也无处可寻。
这就不得不使人思考，我们从良好的调价动机出发，为什么却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思考市场经济和政府调节的关系。首先，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形态，资本是市场经济最具权力的要素，资本的流动完全是因为利润使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的权力就是资本可以按照资本拥有者的意志寻求最大的利益。它更可能准确地捕捉到资本增值和成长的机会，而不受外来的约束。而政府作为一个行政职能部门，它所关心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寻求的是大众利益如何相对均衡。它对资本的约束是有限的，除非企业是全资的国有垄断企业，又或者在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或危机时须对所有企业的产品实行紧急征用。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政府不完全拥有对资本的控制权，所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看似有效而实则有限。因为资本往哪里投，投多少是资本自己的事，往往不由政府说了算，资本只关心利益回报。因此，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是一对矛盾，两者必然寻求到一个平衡点，才能效益最大化，这就是现状。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次调价的实际情形。
这次调价和往常的药品调价一样，规定了大部分基本药物的最高零售价，说是指导价，实际上是指令价，企业必须无条件执行，违反者都知道会有怎样的处罚结果。药品零售行业经过多年的激烈竞争，能够拥有15%的毛利空间已实属万幸，不少品牌药已经是零利润销售了，沦为药店招徕顾客的幌子。平均降价12%左右，那就等于把药店现行利润的大部分挤掉了，药店要生存，要养活员工，自身还要发展，可没有利润怎能维持？就笔者所在药店执行的结果来看，我们经营的品种当中，在通知调价范围内的药品有98个品种、1６０多个规格，其中价格倒挂的有80个之多。眼下，我们已按国家通知调整了价格，但问题是，卖完这批库存后，我们怎么去经营这些药品？如果企业不盈利，职工吃什么?企业怎么存活下去？真是进退维谷。
堵还是疏
在思考药品调价问题时，笔者想到了堵和疏的关系。就像泛滥的洪水，势头正猛，我们要减轻洪水的危害，有两种办法，其一是筑坝围堵，改变它的流向，这种方法代价大、风险高，堵不好会使洪水变本加厉。其二是疏，就是浚通渠道，疏导洪峰，付出一定的代价，让洪峰按原定流向通过。再回到正题，零售和医疗终端药品如果价格倒挂了，放弃经营是迟早的事，如若不放弃，那就会将亏损向上游转嫁，就会压缩上游供应商以及生产厂家的利润空间，如果工商协调无果，厂家生产亏本，那么工厂就会放弃生产，抑或通过改变剂型、规格、包装等办法，逃避指导价格的控制，导致怪圈出现。
其次，指导价格中代表品种的选择，不知道有没有经过信息化的宏观思考。全国有几千家生产厂家，同质化生产的状况一直存在，大家都在竞争，都想把商品卖向全国市场，可是各家的情况不同，生产成本各异，水平也参差不齐，一两个产品怎能准确地表达众多产品的价值。当然，相信制定政策的部门一定是尽了力的。但是那么多生产厂家，如何都能一一调研？比如说，多潘立酮最高限价是10.00元，而我们经营的吗丁啉的市场供价是13.08元；阿苯达唑最高限价是6.40元，而我们经营的中美史克生产的进价就9.07元；通宣理肺丸，最高限价5.30元,而我们经营的北京同仁堂生产的进价就7.28元；养阴清肺丸，最高限价6.10元，可我们经营的北京同仁堂的进价就10.14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这些代表品和被代表品之间的比价有没有质的差别，要调研的东西相当多。
第三，如果在调价的同时，能有相应的补偿机制，既能体现政策的公平性，又能给企业实际的支持。如果政府要通过行政手段兴办公共福利，政府就应该向市场购买公共服务，企业当然应该在担当道义的价值观支配下，自觉配合政府兴办公共福利。但须给经营者适当的补偿或给生产基本药物的厂家适当的补贴，才能维持它们的再生产过程。这应该是解决药品调价难题的有力机制。
总之，市场化环境下，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去办，否则，好的动机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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