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三鹿奶粉、海南毒豇豆事件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转基因”事件，让消费者再次将目光锁定于食品安全。

　　3月15日，绿色和平组织公布的《超市生鲜散装食品调查报告》称，沃尔玛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伊藤洋华堂超市出售非法转基因木瓜，同时在一些超市出售的蔬果中还发现了国家禁止使用的几类农药，而超过1/3的被检测食品样品上混合农药残留十分严重。

　　据了解，这次调查在我国8个城市的9家大型连锁超市的19家门店展开。该组织在这19家门店的生鲜产品(指超市经营的农副产品，包括蔬菜、水果、水产、粮食等)柜台里随机购买了83份样品，并且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和农药残留检测。最新消息称，沃尔玛已将转基因大米下架，农业部介入调查此事。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何危及消费者食品安全的农产品经过层层质检，仍然能够进入超市？是超市把关不严，抑或，另有难言之隐？

　　终端之惑

　　“如果你要较真的话，大部分超市的蔬菜水果可能存在农药残留超标的情况，”北京巨合咨询运营总监李国宏对记者表示。李曾担任家乐福采购经理、华润万家超市采购总监，对超市采购环节相当熟悉。

　　事实上，超市蔬菜水果存在农药残留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超市采购负责人私下向记者承认，对于供应商配送的生鲜食品根本无法做到每批都进行农药残留检验，因此一些农药残留超标的农产品容易混杂进来。

　　绿色和平2009年发布的数据也证明这一点。2009年2月，绿色和平以三口之家一天所需量为标准，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易初莲花购物中心、沃尔玛超市、华润万家超市、农工商超市，以及两个农贸市场，购买了当地常见的蔬菜和水果进行农药残留的检测。检测发现：在45个样品中，共有40个样品检测出50种农药残留，混合农药的残留更为严重——25个样品残留着至少5种不同的农药，5个样品甚至含有10种以上不同的农药残留。

　　“主要原因是检测难度太大，对技术要求高，目前国内超市很难做到”，李国宏表示。举例来说，要检测一批蔬菜农药含量，从选样到检验出结果，至少需要三天时间。而三天之后这些蔬菜已过保鲜期，品质下降，导致损耗巨大。

　　“农产品不是流水线作业，每一季作物打的农药成分、用量均不同，要保证超市生鲜真正做到安全、无公害，就对每一批货都要进行质检，而这样无疑增加超市采购成本”，李国宏说。而对于大部分超市来说，生鲜是利润最薄的一部分，很多超市开展生鲜主要是起到吸引客流的目的。因此，一些超市不愿意在生鲜的检验过程投入过多成本。

　　那么，在不可能做到蔬菜水果每批都检测的情况下，超市是如何把控蔬菜水果的食品安全的呢?本刊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的京客隆生鲜配送中心。这家占地约30亩的配送中心成立于2003年，负责京客隆200多家门店的生鲜配送。

　　“主要是通过检验供应商的准入资格来进行食品安全把关，我们根据供应商提供当地质监部门针对土壤、空气、水质、种子等的检测报告来审批，同时，每年我们会对供应商所提供的蔬果抽样送到第三方质检部门进行检验”。京客隆配送中心副经理丛轶对记者说。

　　据丛轶介绍，京客隆在全国18个省的70县镇建有采购基地，农产品源头直采的比率达到95%。“少量的蔬菜是从批发市场采购的”丛轶说。

　　作为上市的京客隆，源头直采比率高，并拥有生鲜配送中心，在生鲜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已经属于业内比较领先的企业，即便如此，依然存在食品安全漏洞。比如，京客隆部分水产品，活鱼、活虾等是承包给供应商的，很难真正做到掌控食品安全。据了解，京客隆是全国为数不多拥有生鲜食品质检中心的超市。记者走访时发现，这个刚刚落成检测中心仪器设备是全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仪器还没有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全国二、三线城市的一些中小零售企业，根本没有实力做到源头直采，大部分蔬菜水果是在批发市场进行采购的。由于批发市场蔬菜供应源多而杂，每天蔬菜流通的吞吐量巨大，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混杂其中。更有甚者，一些盈利能力不强的零售企业，其生鲜食品是与供应商进行联营的。所谓联营是指零售商将固定的场地租给供应商，供应商自负盈亏，零售商固定收取场地费用。联营的好处是，零售商降低了经营风险，能够“旱涝保收”，于此同时，由于联营厂家众多，鱼龙混杂，无法做到对食品安全把控。

　　可见，以目前国内零售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管理技术，要在零售终端“掐断”食品安全隐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往往食品安全事件一旦暴露，零售商成了最直接的负责单位，问责、处罚相继而来。“事实上，零售企业是也很无奈。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最后到零售，经历很多环节，因此让零售商负责所有食品安全责任是不公平的”，李国宏说。

　　因此，“两会”期间，一些零售业的代表呼吁，食品安全应该从源头抓起。“食品安全的监管环节应该尽量前移，要在源头，即农作物生产环节和制成品的原材料及其上游加强监管。也就是说，有问题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不许流入市场，不合格的产品不允许出厂，在产地和加工车间就被封杀，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有毒食品流入市场的可能和风险。”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对记者表示。

　　源头之难

　　那么，源头控制是有效的解决之道吗?

　　3月17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胡定寰考察广州郊区某镇的农场。胡定寰看到的景象是，农田旁边码得整整齐齐的蔬菜。农场负责人告诉胡定寰，通过可追溯体系，从这里出去的蔬菜可以追溯到是哪一块农田生产的。农场主的话让这位以提出“农产品二元结构论”而享誉学术界的农产品流通专家颇为惊喜。胡定寰随后转问该镇镇长，除农场之外，每家农户是否生产出来的蔬菜是否做到可追溯?镇长坦言：由于农户散而多，无法做到可追溯。

　　这就是目前中国农产品流通的现状。胡定寰对记者说，多而散的农户将自己生产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通过经纪人或者买手流通到批发市场，然后由批发市场流向全国各地的农贸市场、菜市场、中小超市、便利店，最后进入千家万户。

　　“由于农民收入低，缺乏约束机制，为了让自己的所得最大化，他们更愿意使用农药、化肥等增加产量”，胡定寰说。

　　如前面所述，由于批发市场农产品来源多而杂，每日交易量庞大，基本上无法做到对蔬菜水果进行农药检验。而且，据了解，检验一次农产品要收费20元。“农民或者经纪人才不会主动花钱去检验农产品是否农药超标”。胡定寰说。

　　另一个事实是，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田以农户为单位分散，再加上我国耕地资源紧缺，很少有大规模的农场来进行集约化生产。

　　“中国农产品流通大部分还是以农户种植的为主，那些农场或者养殖基地生产出来的没有施加农药和化肥的农产品一般用于出口或者进入高端超市”，胡定寰说。

　　除了“终端”与“源头”，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安全监管也存在漏洞。一位超市负责人表示：“以猪肉为例，从养猪场到屠宰场，再到配送中心，最后进入超市门店，每一环节都需要提供当地动检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明以及车辆消毒证明，而这些单据是手工录入的，因此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

　　“很多情况是，商品明明通过国家质检部门的审查，最后出了问题，消费者还是把帐算在零售商头上，我们也没有理由拒收证件齐全的供应商啊”，该负责人说。
　　（中国经营报 记者赵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