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好戏还在后头，一场外部资本、强势大股东和职业经理层的斗法才刚刚开始：黄光裕能否在狱中扳回国美股权失控的局面？三方角逐搬上台面是否会让逐渐稳定的国美重新震荡？一个极端脆弱的股权架构和撕裂信任的管理团队，能否重燃国美行业领导者的王者风范，抑或是就此风雨飘摇？14年后，当黄光裕重返江湖时，国美是否还雄风依旧？

　　这是一幕只有在香港商战片里才会有的对抗镜头：

　　曾经强势的大股东身陷囹圄，心忧公司，在自身前途未卜的同时，还得为控制权牵肠挂肚；第二大股东觊觎控股权，趁机合纵连横，暗潮汹涌；职业管理层有的开始选边站，有的左右为难，尴尬以对……

　　终于，矛盾在有一天爆发了，就在大股东出庭前的几天，他的代理人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在股东大会上当着众多股东、董事和管理层的面，利用股权优势，毫不留情地否决了一系列董事会决议，彰显自己的控股地位，杀得二股东措手不及。

　　然后，在观众屏住呼吸的时候，冲突高潮来临，二股东紧急筹划，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大股东进行反击，鹿死谁手，不久就见分晓。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当香港商战片的这一戏剧性情节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现实中的往届首富黄光裕身上时，我们不得不惊叹现实往往比戏剧来得更猛烈。

　　5月11日下午2点半，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股东周年大会，历年这不过是一件风平浪静的例行工作而已，但是这一次却被大股东演绎得风高浪急：代表黄光裕夫妇的两名联属股东一出手就是三张否决票。

　　首先，否决外资股东贝恩资本的三名代表进入董事会；其次，否决董事会对董事薪酬的厘定，显示出对董事会的整体不信任；最后，还否决了董事会“以所购回之股份数目扩大”所授出有关配发、发行及处置股份的一般授权—这直接关乎黄光裕的股权是否还会被稀释。

　　大股东如此彻底的、毫不留情的否决，已经不是技术层面上的沟通问题了，更多的是表达对其他股东和董事会的不满，彰显自己的控股地位和权力归属。

　　强者即使深陷囹圄也总不会自甘寂寞。在被捕入狱，辞去国美一切行政职务一年半后，黄光裕为何会以这样一种突兀的、令人震惊的方式宣示他对国美不可替代的控制权呢？难道他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也许恰恰如此！从管理层不仅不支持黄光裕夫妇的这次出手，反而给予针锋相对的抗衡即可看出来。国美电器当晚就召开紧急董事会，宣布重新委任贝恩的三名前任董事。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根据国美和贝恩资本签署的“对赌协议”，如果贝恩失去董事会席位，将视同违约，国美电器会被索赔高达24亿元人民币。

　　表面上看，一场三方角逐的游戏似乎重新回到了起点，大股东发难不仅完全不顾公司的利益，而且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是两败俱伤之举。但国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隐晦地表示，这背后有故事。

　　贝恩不是“吃素”的

　　“PE其实都是食草动物，不是食肉动物。”

　　某投行人士曾如此形容贝恩资本与国美电器大股东之间的关系。言下之意，PE投资自有基本的游戏规则，但不可能真的和黄光裕正面对抗。更有人说，黄光裕“艺高人胆大”，贝恩的投资无异于“与狼共舞”。但事实上，谁才是“狼”恐怕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

　　相恋2008

　　国美电器与贝恩资本的相恋始于2008年底。

　　早在“黄光裕被抓”的消息开始散播之初，国美电器的合作银行就纷纷作出反应，要求本行的各分、支行对国美集团及黄光裕关联企业授信情况进行紧急核查，并要求把该集团及黄光裕、黄俊钦关联企业存量贷款上报总行以评估风险，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

　　此后，国美电器资金链开始恶化，一度连流动资金周转都发生了困难，可新增贷款、转贷这条路却被全面封死。无奈之下，董事会只能建议黄氏家族同意通过公开途径募集资金。

　　2008年12月初，国美电器董事会曾根据股东大会一般授权，提出过一份增发20%普通股或可转债的计划。但这一过程不顺利，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协议。

　　直到2009年4月6日，国美电器才向多家竞购单位公布过一份入围者名单，分别是贝恩资本、华平基金和KKR，三者皆为大型海外知名基金，并聘请了嘉诚亚洲有限公司担任股权出售事宜的顾问。

　　据悉，初期主导国美谈判的代表是与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竺稼比较熟悉的陈晓。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控制权，4月底，黄光裕夫妇开始以某种方式向董事会和管理层“发表意见”。此后不久，主导国美谈判的代表就从陈晓转向了董事王俊洲和魏秋立。

　　众所周知，王、魏皆为黄光裕多年心腹，国美电器5月27日的股东大会上又委任了一名新董事孙一丁。孙同样是黄光裕的心腹，这意味着新董事会格局中，代表黄氏家族利益的董事达到了三名，占压倒性优势。

　　国美股权交易的实质，正逐渐从“去黄化”演变为“保黄战”。而新方案中减少了融资资金、减少发行新股的规模，并提出了发行可转债以及增发配股的内容。至此，此前入围的竞购者们集体沉默。

　　但这个沉默很快被贝恩打破。

　　被捕之后，黄光裕自身难保，曾一度同意放弃控股权。不过，在案情较为明朗之后，黄光裕从羁押地发回了两封亲笔信。尽管这封信只有短短两页纸，但措辞明确，不留余地——公司缺钱，可以降低股权，但不能放弃控股权。

　　与其他坚持控股权的竞争者不同，贝恩资本迅速转变了策略，保证黄氏家族控股地位的态度令其进入了排他性谈判。2009年6月22日下午5时，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竺稼终于得以以国美电器第二大股东的身份亮相，一波三折的谈判终于尘埃落定。

　　交锋“去黄光裕化”

　　外界有人认为，贝恩的参股很可能是陈晓掌控国美电器的开始，黄光裕与贝恩的真正交锋也是从这一刻起步。

　　首先，贝恩投资与黄光裕在入股算计中，各自都留了一手，想的都是权宜之计。

　　最终合作的达成源于双方的让步，允许贝恩资本提名3位非执行董事，但同时大股东将通过参加配股来维持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如今看来，对于双方，这都是非常无奈的选择，但又都存有“权宜之计”的意思。

　　贝恩资本打的算盘是，狱中的黄光裕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筹措到配股的资金，即使凑应该也难凑足全额，而三个非执行董事却能有不少作为。黄光裕则希冀大股东地位能保障对于国美电器的控制权，对方的三名非执行董事慢慢收拾。

　　但最终双方的能量都超出了各自的算计

　　在“发行可转债”部分，贝恩资本以15.9亿人民币认购了可转债，并于2009年8月，通过行使换股权将“发行可转债”一次性转为16.28亿股国美电器，占扩大后总股本的10.8%。

　　在配股部分，2009年8月4日，国美电器配股宣告完成，出乎投资者意外的是，黄光裕筹集到资金，出资约5.49亿港元，申购了8.16亿配售新股，占总配售股份的36%，他们夫妇持有国美电器的股份由33.7%不降反升至约33.98%，巩固了其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而贝恩资本只能无奈地接受了0.2%的股份，持股比例增至11%。但即便如此，以当时股价计，这项投资已经获利颇丰。但黄光裕就不同了，他是冒着激怒香港证监会的风险进行配股计划的。当天，香港证监会以“涉及欺诈或欺骗的证券交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黄夫妇动用在香港的约16.55亿元国美股份。

　　但黄光裕很快就发现，虽然在控股权上扳回一局，但贝恩资本的影响力却在慢慢渗透，渐渐有超出自己管控范围的危险。

　　虽然为维护国美电器的利益，黄光裕以辞职行动支持了“去黄光裕化”，但内心想必有着微妙的“底线”。而2009年7月7日，国美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可能就“撞了线”。

　　对于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计划，贝恩自然双手赞成，将公司的整体利益(而不仅是黄光裕的利益)与国美电器旧部的利益捆绑起来，是投资者乐见的。但对于身在狱中的黄光裕却别有一番滋味。按说股权激励只涉及1亿多股，相对于150多亿已发行股微不足道。但黄光裕对股权一向把持很严，不仅“老臣”，连亲族都难分得丝毫股份(除了老婆象征性地有一点点外，连妹夫，妹妹都没有)，即使陈晓的1.9%的股份都是用永乐与国美换股而得的。而这份股权激励计划相当于打开了缺口，有一次就会有二次、三次，持续下去将可能稀释黄光裕的股权，更危险的是增加国美管理层的决策独立性和话语权，增强他们与贝恩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黄光裕的遥控了。难怪身在狱中的黄光裕对贝恩资本与管理层这番“里应外合”产生猜忌。

　　知名财经作家李德林指出，PE的资本都是很神秘的，黄氏家族非常明白，三个贝恩的董事，还有一些是黄光裕曾经的对手，尽管现在是国美的小股东，却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尽管法律上黄光裕还是拥有国美的股权，还是国美的大股东，可是对“人、财、务”的实际控制权却时时刻刻地在流失。黄光裕如何能够心理平衡？

　　事实上，尽管贝恩三个独立非执行董事尚未有明显的越权之举，而且管理层的评价似乎也比较正面，但是它想法设法稀释黄光裕夫妇股权的行为还是遭到了强烈反击，5月11日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头。

　　贝恩资本入股国美的谈判焦点

　　贝恩32亿港元入股方案包括“发行可转债”和“配股”两大部分：国美电器向贝恩资本发行约15亿可转债；其余资金向包括贝恩、大摩、陈晓等在内的股东配售18%的新股(即每持有100股国美电器可以获配18股)。

　　在可转债部分争议不大，国美急需资金，而且比例也不会威胁到黄光裕的控股权。但双方交锋的焦点是后者——配股部分：按比例，在18%的配股部分，贝恩资本和黄光裕分别配股的比例为1.8%和6%(想对于旧股)。为了摊薄投资成本和提高话语权，贝恩资本想趁黄光裕资金紧张的危机，要求他放弃配股计划，并将配股份额转让给自己。而且按照协议，贝恩资本还可以认购其他股东没有足额认购的部分。如果一切都按贝恩资本的理想计划行事，那么它的股份比例和话语权将得到空前提高。

　　国美股权激励方案

　　该方案涉及总计3.83亿股股份，总金额近7.3亿港元，是目前为止中国家电业金额最大的股权激励方案。陈晓与另外10位公司董事及附属公司董事共获授购股权为1亿2550万股，其中陈晓获2200万购股权，股权激励覆盖了副总监以上级别，共惠及105人。

　　陈晓不是张学斌

　　从国美黄光裕事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创维黄宏生事件。

　　2004年11月30日上午9点多，时任创维集团总裁的张学斌在前往香港参加创维中期业绩发布会的途中得知黄宏生被捕的消息。当天，张学斌拿到一份传真，那是黄宏生写下的简短的授权书：“全权委托张学斌管理创维”。

　　此后的48小时里，以张学斌为首的创维职业经理人各司其职，以及时有效的应急手段保证了创维的正常运转，使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如果说创维前13年里的职业经理人一般没好结果，但从张学斌开始转折。转折的基础就是信任。2006年8月11日，创维数码公开宣布，黄宏生辞任公司非执行主席及非执行董事职位，张学斌临危授命，全面接手创维，任董事局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

　　2009年7月4日，创维数码股价飙升12.9%喜迎黄宏生提前出狱。

　　黄宏生出来，黄光裕却又进去了。企业创始人被捕后，杨斌的欧亚农业，唐万新的德隆，顾雏军的科龙都没能保住。创维做到了！而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国美也做到了。

　　只是，创维不是国美，陈晓也不是张学斌。国美最终还会是黄氏的“白帝城”吗？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故，2008年11月27日，国美电器任命陈晓为代理主席。客观上说，陈晓对于国美顺利度过危机功不可没。纵览国美之管理团队，似乎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这个领军人物。

　　毕竟，国美当日处境较之彼时的创维，虽都是创始人罹难，却又有所不同。

　　创维很幸运，它有着健康的财务状况，此外黄宏生对企业的动向了如指掌。在黄宏生被正式定罪入狱之前，除了最初的48个小时，他在香港是自由的。他可以以创维董事会非执行主席的身份通过视频参加每月两次的董事会扩大会议，还可在香港接见他的高管。

　　而黄光裕就没那么幸运了，被秘密抓捕后行迹难觅。2008年12月9日，中国证券网报道：“有权威消息称，今年针对黄光裕兄弟的调查，获得公安部最高级别领导批示，要求将黄案办成证监市场之铁案，其合作调查机构更是横跨公安部、证监会及最高检察院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此神秘纷乱的局面，拥有一个强势人物是幸运的。

　　张学斌是由黄宏生一手扶持起来的职业经理人，他是从创维集团的中国区总经理、彩电事业部总裁成长起来，在黄宏生被拘后才临时出任CEO的，黄宏生对他有知遇之恩。

　　但陈晓与张学斌不同，他原是与国美、苏宁三足鼎立的国内家电连锁巨头永乐的掌门人。他入行比大中的张大中晚了14年、比国美的黄光裕晚了9年、比苏宁的张近东晚了6年。但陈晓只用了9年时间，永乐2005年在香港主板上市时，IPO集资12亿港元，成为家电连锁行业的老三，而陈也被誉为铁算盘式的人物。

　　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描述他思维缜密、回答问题滴水不漏。而熟悉他的业内人士则形容他能屈能伸、深藏不露、谋略过人，颇有三国司马懿之风。

　　陈晓进入国美后，黄光裕似乎把抛头露面的机会全给了他，自己则逐步从大众的视野中淡出，似乎有意把他塑造为国美集团的权力核心。但据熟悉国美的人透露，真实情况是，他只是黄光裕的战略执行者。

　　诚如业界所言，他是一个很有素养的职业经理人，深谙国美的生存策略。

　　对应的，只要在自己权力控制范围之内，黄光裕也是投桃报李的。国美收购永乐之后，原班底中只有陈晓一人进入国美。两年后，陈晓就担任了国美集团行政总裁，一度还引发了国美姓黄还是姓陈的讨论。

　　这固然是因为永乐家电本身的影响力，但黄光裕也需要做些表面工夫。

　　不过，更为有趣的是，此番代表贝恩资本在国美话语权的是其董事总经理竺稼，他正是当时与永乐的签署对赌协议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前首席执行官，一个对中国特色极为熟悉的“印钞机”。

　　以史为镜，不由得让人揣测，此番国美电器与贝恩资本的“对赌”以及“金手铐”计划都是陈晓与竺稼联手导演的“拥兵自重”的手段。

　　黄光裕的控制欲

　　美国有一句俗语：一个人长大了，就意味着他已经明白了自己力量的真正含义，用不着再显示他的力量有多大了。创维没有因黄宏生案而受重创，相反，黄宏生在狱中的遥控使得创维整体上比之前更稳健。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黄宏生对自己性格的纠偏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黄光裕不会容忍一个有功劳的人，特别是立大功的人”，一位离职的国美高管说：“类似张志铭这样的有功之臣在国美内部频繁的人事调整中已经不止五起五落。这也是他下决心一定要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细数黄光裕的手下，曾经受重用而走红的诸如帮助奠定了国美连锁制度基础的何炬、担任过国美常务副总裁的华天等，最后都离开了。而目前在位的王俊洲、李俊涛等人更是像乘坐升降梯一样，不断地从高位贬职，然后又回复到原位，而他们相互间地位的排列更是不断地变动。

　　与家电业务相比，黄光裕手下的地产业务领头者变换得更加频繁，如今已经走马灯似的更换了包括禹晋永、吴坤岭、童渊、王军等四五任人选。

　　黄宏生的纠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创维再造”中推动了接班人计划，并真正改变了自己的管理风格，最大的变化就是彻底放权；二是经过牢狱之灾，对自己豪赌房地产等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恢复了对企业及时、果断而理智的关照。

　　黄光裕在2006年那场危机之后也有所改变。

　　2006年11月22日下午，在北京稻香湖景酒店举办了盛大的国美、永乐合并庆典，会议主题为“和谐、使命”，似有纲举目张之意。“和谐”的提出，自然不能仅仅看成是简单地附和政治主流话题，应该也是黄光裕一种深切的体会和迫切需要。

　　对内，黄光裕搞了一个“应急机制”——一旦出现“群龙无首”情况，集团将授权负责财务、人事工作的总监魏秋立行使管理大权，其他集团高层成员协同配合。此次会议上，黄光裕一反以前的凌厉言行，数次诚恳地提出要与厂商和竞争对手和谐共存，在竞争中一起求发展。

　　据了解国美的人说，由于黄光裕酷爱地产，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倾注在国美电器的管理上，但能有此态度已属不易。不管有心还是无意，他的“忽略”恰好变成了现实中某种程度的“放权”。在惊天大案面前，“7人应急团队”迅速组建，国美电器能及时而有条不紊地运转，和两年来的未雨绸缪不无关系。

　　2008年底，杜鹃被查之后，黄光裕夫妇双双从董事会出局，此后只能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利。当时黄光裕采取的变通办法是，由干将王俊洲、魏秋立作为其“私人代表”出任国美董事，“按照有关董事会的指示签立有关的文件”。不由得令人联想到黄宏生当年那份简短的授权书——“全权委托张学斌管理创维”。

　　不过，此后不久黄光裕便取消了对二人的法律授权。2009年2月13日，黄光裕的大妹黄秀虹出任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被认为是黄光裕新的代理人。

　　凯撒的儿子曾经问他什么是信任，凯撒说：“请不要提这个词，我的朋友，这个词让我伤感。”这个问题如果提给黄光裕，不知他会流露出什么样的表情。不过，信任是相互的，那么，伤感自然也不会是单方面的。

　　保卫战还能打多久？

　　“今天你一无所有，但明天你什么都有了，而后天你又回到了起点。”

　　能说出如此洞明世事之语，却还是落网了。从1986年赤手空拳进北京，到2004年成为胡润财富榜首富，黄光裕用了18年，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原罪”的脓包一个个被挤爆，他开始为一路的攻伐回补成本。

　　2010年5月的黄光裕身处两个战场，一个是法庭，一个是国美电器的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上胜负已定，而法庭上的较量却只是落下了第一只靴子。18日上午10时，黄光裕案一审判决，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黄光裕有期徒刑14年，并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

　　14年的刑期真的不算短！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卫清指出，即使算上所有优良表现的加分因素，黄光裕也将至少在监狱里待7至8年时间，一般情况会是10年。那么多年“缺席”国美电器董事会，他能有多少胜算？

　　首先，要在持股比例上保持控制权。

　　熟谙英美法系(香港法律属英美法系)的大律师辜勤华告诉记者，34%的持股比例被称为黄金底线。因为股东大会的诸多重大事项均需要2/3的表决权通过，34%的持股比例是可以对抗2/3表决权，从而获得对重大事项否决权的关键底线，而这些重大事项包括对公司的清盘、出售以及当前敏感的与股权稀释相关的决定等等事宜。

　　如果黄光裕能保住这一底线，那么他与管理层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制衡：比如董事会否决了股东大会决议，但他并非没有翻盘机会。根据香港法律，作为大股东的黄光裕有权利提议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再次挑战董事会关于补选三名董事的决议。

　　不过，如今黄光裕家族的股份已被稀释到31.6%，已经少得不能再少。

　　黄光裕要想改变被动局面，需要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其他外资股东的支持。但从目前来看，国美管理层与这些外资股东的关系更近。如此一来，黄光裕就只剩下二级市场公开增持这条路了。

　　第二，巨额的现金从哪里筹？

　　根据法庭审判结果，加上黄光裕之妻杜鹃因内幕交易罪被罚的2亿元，黄氏家族总计被罚没资产达10亿元，此数字创造了新中国刑罚史上的最高纪录。

　　这看似并非不可承受之重。去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黄光裕家族实际拥有资产230亿元。其中，黄光裕持有超过50亿股国美电器股票，按照目前的股价计算，仅股票资产就已过百亿港元。但显然，要保持持股比例，这部分股票是不能套现的。

　　即使10亿现金的罚款解决了，但用以增持的资金还是未知数。国美电器之外，他能够支配的资产还有300家门店及每年的收益，此外还有黄秀虹执掌的鹏润系地产等。这些资产应该能产生庞大的现金流。

　　但黄光裕还有许多不利因素。因其内幕操纵股价，内地和香港两地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将对其发起诉讼要求赔偿，资金将更加捉襟见肘。中关村的投资者也有可能诉讼要求赔偿。另外，香港证监会如果以涉嫌股票市场欺诈罪起诉他，他将再次面临巨额赔偿。

　　黄光裕一审被罚没的财产8亿元，加上香港遭冻结的16亿元，如果算上潜在的投资者赔偿要求，黄光裕的资金窟窿将达到40亿元左右。

　　第三，心腹还是自己人吗？

　　但黄光裕还有比钱更难搞定的事。即使他作为大股东完全有权利提议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另外提名一个董事，但这样势必使矛盾升级，其旧部是否还会倒向他，抑或三方能否摒弃前嫌谋得共赢之局，尚在未定之天。面对可能生变的后果，贝恩资本显然不会坐视。这也不见得是黄光裕乐于见到的结果。

　　黄光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安插在国美董事会的心腹已不再是“自己人”，他不得不“一个人去战斗”。但有熟悉国美的人却认为并非如此。

　　据他透露，在所有国美的高层当中，黄光裕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魏秋立和周亚夫。魏和黄光裕的关系最铁，从当售货员的时候就追随他了。虽然其他高管起起落落，但他们二人的地位却坚如磐石。这也难怪，一个管人事，一个管财务，黄光裕还是很有“眼力见”的。

　　至于王俊洲和孙一丁等，虽然被反复“折腾”，但前后很多年都很受重用。换位思考，民营企业家任用职业经理人试探其忠诚也是各有手段花样百出，他们既然能坚持下来就应该都有不错的心理承受力。

　　客观上说，面对利益谁都能不动心？但人心不是那么容易“收买”的，对于黄光裕如此，对贝恩和陈晓而言也一样。戴上“金手铐”的高管们目前效忠的还只是企业而非某个特定的人，未来的博弈要取决于各方实力以及谁更多地利于企业的发展。

　　第四，家族成员何人能挑大梁？

　　根据香港证监会的规定，黄光裕自获刑之日的三年内无法重回董事会主席一职，但如果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14年的刑期甚至有望减刑一半，出狱后依然可大展拳脚。但在此期间，只能由黄秀虹代言。

　　黄秀虹在国美是从基层打拼起来，历任国美上海大区总经理、北京国美总经理等职。据悉，黄光裕极其疼爱这个妹妹，信任自是没问题。但熟悉国美的记者却形容她“虽然外表像她哥哥一样强硬，但其实没什么心机”，要跟竺、陈二人相斗，显然不是对手。

　　在他们看来，最有能力代表黄氏家族撑起一片天的人是黄光裕的妹夫张志铭，可惜业已闹翻划清界限，若能因这次家族大难缓和关系，也许是意外之喜。

　　当然，最理想的莫过于杜鹃三年半即可出狱(也有传言她配合审讯，已经获得保释)。业内人士表示，只要黄氏家族在股权上仍处控制地位，杜鹃到时又重返董事会的话，博弈双方的力量将会有所倾斜。

　　黄光裕也有杀手锏。目前，黄光裕手上近300家未上市门店的日常运营交给上市公司托管，按计划应在2011年底优先注入上市公司。鉴于此，有分析指出，这些门店的未来发展可能成为黄光裕控制国美的武器，不排除他取消将这些门店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能。

　　事实上，国美电器如今的格局有助于改变黄光裕时代的“专政”，完成企业从“人治”到“法治”的惊险一跳。大势所趋，非某个人能扭转。当今之计，也许是黄光裕应该“软化”自己的时候了。
　　（《商界评论》杂志 记者李正曦）

　　点评 国美前途两大猜想

　　话说百思买，曾将在华第一店选址在北京三环马甸宜家店旧址，却被黄光裕闪电出手拿下。只好改在上海徐家汇开出第一间店。国美、苏宁迅速在百思买店两侧开出各自的门店，不求赚钱，求的是你无我有，你有我廉。如此凶狠的近身肉搏，让年销售额近500亿美元的世界电连锁业霸主一筹莫展，只有通过并购五星电器曲线拓展在华业务。

　　在烽烟四起的中国家电连锁业，唯有强者才能生存，所以永乐、大中、五星先后被兼并，等而下之者连被兼并都配不上。黄光裕制下的国美原本具备决策迅速、执行力强、内耗相对较小的优势。黄光裕入狱必然在国美的治理结构中留下巨大的空白，如果内部、外部条件许可且管理层众志成城或许能重演创维那一幕。相信这不仅是黄光裕所希望的，也是国人愿意看到的。不出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零售市场，全球巨头无不垂涎三尺。国美、苏宁们中流抵柱的作用还在后面。

　　但是，从目前的事态看，国美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前途：被外资收购或实施新浪式的MBO！

　　黄光裕夫妇在国美的股权已经低得不能再低。而贝恩资本、高盛亚洲、雷曼兄弟、美林远东、东洋证券、大和证券、德意志银行、荷兰银行、花旗银行、荷兰商业银行、法国巴黎证券等“财务投资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合计超过40%。朱新礼可以把汇源当猪卖，贝恩资本们有什么不可以？只要外部有买家愿出高价，理论上可以通过“要约收购”将国美收入囊中。AB安海斯就曾在香港要约收购了哈尔滨啤酒。如果，国美现任管理层认可，收购发生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仅从个人利益出发，国美管理层实施新浪式MBO未必不是多赢的选择。但这需要管理层意见高度一致，并得到部分股东支持。尽管当下的时机并不成熟，但黄光裕刑期长达14年，随着他在国美个人影响力的淡出，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黄光裕在贝恩派出三名非执行董事问题上小题大做，也许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威胁。
　　（《商界评论》杂志 记者 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