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掌控权之争已进入撞线时刻。即将在9月28日举行的国美特别股东大会上，是大股东黄光裕家族重掌局面，还是以现任董事会主席陈晓为首的高层管理者赢得胜利，谜底即将揭晓。

　　国美掌控权之争犹如一场大戏。自8月初正式开演以来，已历时50余日。这是一场公开的“战争”，双方的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行事的个性也迥然不同，加上形形色色的利益相关者的介入，以及被网络煽动起的网民的参与，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必将成为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

　　目前，“挺黄派”更多站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批评陈晓；“挺陈派”则更多站在“忠于国美不等于听命于大股东”的角度，认为陈晓更能代表国美未来。从我们的观察看，双方的攻势虽然十分激烈，但总体上，没有互揭隐私尤其是个人伤疤，都留有一定余地，显示出一定的克制性，这是值得肯定的。这也表明，双方对于国美声誉都很在乎，在无法避免的冲突中，尽量避免对公司声誉造成伤害，尽量减少负面影响，这也是可取的。反倒是，这段时间里，互联网上的评论中，充斥着“小人”、“背叛”等道德评语，既给当事人带来困扰，更偏离了“以公心辩，以仁心说”的理性轨道。

　　我们认为，无论谁胜谁负，在国美之争尘埃落定之后，如何向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表明，国美是有未来的，国美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是有能力带给国美一个光明未来的，将是最为重要的战略问题。

　　作为一份把“对时代负责”作为办报理念的财经报纸来说，我们一直关注围绕国美控制权的这场“战争”，但也始终恪守公信，决不挺谁咒谁，赌谁输谁赢。因为在我们看来，有很多价值远比输赢本身更重要。

　　本报2004年11月15日创办时即在发刊词中提出，“负责任的商业，就是一种文明”。何谓负责的商业？我们写道：“依赖和平的交换机会来获利，依赖持续的、理性的、自由劳动的组织来获利，依赖对变化的适应和不间断的创新来获利，摒弃‘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投机活动’牟取一时之利，这是商业责任；‘诚信并不只是法律规则，它比法律更重要’，这是商业责任；做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企业公民，弥补对社会成本的占用，这也是商业责任。”

　　我们认为，上述原则——其核心是获利方式的正当性、诚信和社会责任，比起泛泛地谈论公司治理，并以公司治理为名相互攻击来说，重要得多。

　　换言之，无论对黄光裕家族来说，还是对陈晓来说，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国美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在你履行法定责任和公司信托责任的过程中，你是否始终遵守了这些原则和价值？

　　每个人都有一己之私，它可能是金钱，是控制权，是名誉。问题是，在追逐一己之私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或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司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不希望只是看看热闹，也不希望只是简单重复那些“委托代理关系”的一般常识。正如彼得·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提出的，要想知道什么是一个企业，必须从理解企业的目的开始。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企业本身之外。事实上，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社会之中，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适当的定义：创造客户。是客户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基于这样的企业观，彼得·德鲁克深刻地指出：“大公司的特征除了其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以外，还有第三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社会的信仰和希望。”

　　在我们看来，此次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和双方聘请的公关公司声嘶力竭的炒作相比，独立董事、供应商、银行、消费者、广大员工的声音异常微弱，也就是说，社会的声音并未被真实地听到。而这可能是最值得倾听的一些声音。

　　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施莱弗认为，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之手段主要有三：一是大股东控股或大债权人控制，以避免权益分散带来的内部人控制；二是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三是市场声誉机制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

　　我们认为，除了这三种手段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及时、真实、透明地了解公司的运作，了解大股东的运作，了解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运作。社会仔细了解公司的运作，公司仔细聆听社会的声音，才能形成一种建设性的约束关系，使得公司真正服务于也造福于社会。

　　无论谁胜谁负，对社会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国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社会的信仰和希望”。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