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在赴京参会之前，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公开征集议案，同时提交了有关税制改革的议案，主要内容是建议取消教育附加费、堤围费等行政性收费和城乡建设税，他的微博“粉丝”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从零增加到58万。

　　此刻在北京的“两会”上，企业家代表问政会成为一道热闹的风景线。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应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费正清的这一发现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如果是所谓的“根本性规定”，那么，对于当今数以百万计的工商业者其实就要直面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这种“根本性规定”。而这一命题，也正是本轮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曾几何时，中国商人阶层有没有尝试着从官僚政治的托庇中摆脱出来?答案是肯定的。

　　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金融家集团，这就是著名的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法国学者白吉尔曾评论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象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她还说，“民族企业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显得较为实际，与保守的官僚相比，又显得较为开放。”

　　进入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资本集团的崛起，而摆脱管制，争取更大的商业自由，一直是改革的主题。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发生在1984年的“松绑”新闻，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投书——《请给我们松绑》，文内呼吁，“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松绑新闻”是中国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3月24日一度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而1984年则被看成是“中国企业的元年”。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开始的十多年中，是一个经济权力不断下放和自由化的过程，因而也成就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改革时光。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在那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很多工商业者认为，制度环境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变化，“捕鼠的特权”正在涣散，历史宿命宣告终结。迄今，很多人记得那时的兴奋与憧憬。

　　然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费正清的困惑”，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因为，“捕鼠的特权”仍然没有消失。近年以来，“国进民退”的浪潮席卷而至，产业垄断更为坚固，对于每一个在中国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来说，最大的赢利模式，仍然不是去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我们仍然要呼唤“松绑”。

　　让人欣喜的是，与1984年相比，当今的改革环境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群之众成蔚然之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若以两千年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象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拥有力量，可谓“千年之一大变”。

　　不过，从来没有一次特权的释放是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民间阶层的觉醒与争取，自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动源。当今的工商阶层——无论是称之为“商人阶层”还是“企业家阶层”——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以我浅见，有组织、不依附、结同盟，求独立，或是可以采用的十二字策略。

　　有组织：中国工商阶层有悠久的组织化传统，从明清商帮的会馆到民国的商会都是自主、独立的商人组织模式，均可借鉴，而来自于西方的NGO模式更应被广泛推广，若无组织，再富有的人群仍是没有力量的，仍然如钱穆所谓，是一个“平铺的社会”。

　　不依附：这涉及到阶层自觉的命题，以追逐利润为职业目的的企业家阶层最容易受到利益的诱惑，在关键时刻被分解和利用，这一教训在192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过，所以，作为当代的新兴企业家，与政治保持独立之距离，不依附，不阿谀，不试图从行政垄断中分一杯羹，却是艰难而必须的决定。

　　结同盟：商人阶层与平民阶层、知识阶层——特别是与后一阶层的——对立与撕裂，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在今天，我们仍然担忧地看到重演的可能，“富二代”这一名词的出现便足以证明这种对立思维的潜在——其责任不在公众，而在商人阶层自身。企业家们必须清晰地知道，他们不可能单独地成为一股力量，而必须与工人、农民、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达成良性的合作，才可能共同推进改革的进步。

　　求独立：这里的“独立”当然是指产业经营的独立，所有企业家都应该抓住任何一次周期性的机遇，努力推动垄断行业 —— 特别是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市场化改造。

　　有组织、不依附、结同盟，求独立——以此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中国。只有工商业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最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费正清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一景象了，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幸运。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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