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上海。一场主题为“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的行业会议吸引了全国上百名零售业界领袖的参与。大家都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狼来了，怎么办”？

　　此时，据中国正式加入WTO只有一年时间，中国“入世”的各项谈判进入攻坚阶段。对零售业而言，“入世”意味着全面对外资开放，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易初莲花等顶着世界500强光环的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店将不受地域、数量以及股权的限制。

　　忧心忡忡的物美集团原董事长张文中，东方家园创始人张宏伟曾在不同场合呼吁，零售业关乎国民经济安全，要保护内资零售企业。他们道出了大部分本土零售商的心声。张文中另一重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而张宏伟当时则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然而，该来的还是要来。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WTO组织。按照入世相关规定，零售业于2004年全面对外资开放。

　　回首十年过去，并没有因为哪家本土零售商纯粹因为“狼来了”而倒闭，本土零售商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反而，外资的进入带来了现代零售业的管理技术。回顾“入世”十年，中国零售业发生哪些深刻的变化？负责零售业相关条款谈判的原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将外资比作单打冠军，本土零售商比作团体冠军，在这场漫长的较量过程中双方得失几何？十年“与狼共舞”生涯中，本土零售商有哪些反思？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裴亮。

　　入世前夜：外资曲线进入 内资蹒跚学步（1995-2000）

　　北京市民张小娴至今清楚地记得，1995年的一天，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开出了一家叫做家乐福的商店。与国营商店不同，这家店体量巨大，营业面积达8000平方米，而且里面商品齐全，可以买到从衣服鞋帽到家用电器的任何商品。从那以后，“逛家乐福”变成了当时流行的活动，大卖场这个业态开始在中国零售业生根发芽，“一站式购物”也成为当时的新鲜事儿。于此同时，北京市朝阳、东城、西城各大区商务局下属的副食品公司也发生了悄然改变，它们一改以往的柜台式售货，采用开放货架，连锁化经营。它们便成了后来为北京市民所熟知的京客隆超市和超市发。

　　《中国经营报》：中国零售业早就在1995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外资以合资的形式出现在国内，那个时候国家对外资零售业的政策是什么？

　　裴亮：当时外资开店属于试点经营。1992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六个城市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各试办一至两个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商业零售企业。项目由地方政府报国务院审批，企业经营范围为百货零售业务、进出口商品业务，不得经营商业批发业务和代理进出口业务，享有进出口的经营权，外汇自行平衡，进口商品限于在本企业零售的百货商品，年度进口总量不超过本企业当年零售总额的30%。

　　合资企业要求中方控股，我记得外经贸部有一个名额，于是它让下属企业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与荷兰SHV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成立了中贸联万客隆商业有限公司，这便是后来的万客隆超市。

　　《中国经营报》：这个时候内资零售企业发展情况如何？

　　裴亮：当时内资做零售连锁的非常少。1995年在上海召开的部分省市连锁经营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要求给地重点推一批连锁企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上海的联华和华联超市以及东莞的美佳超市。北京朝阳、东城、西城、海淀等区商务局下属的副食品公司也开展连锁化经营，它们发展成了后来的京客隆与超市发等北京市民熟悉的超市。事实上，全国各省市的商务局都在参与这个事情，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上面这几个。

　　《中国经营报》：内资零售业起步阶段是否以外资为榜样来学习？或是自己摸索为主？

　　 裴亮：分两个阶段。在1997年之前以自己摸索为主。当时国内的外资超市还是比较少的。来自荷兰的万客隆是仓储式会员店，不像大卖场那样具有可借鉴性。那时候内资超市对外资的学习主要停留在形式上，比如开放货架和名称。从外面进来了个万客隆，于是大家觉得“客隆”这个名字很好听，于是国内出现一大批叫做“客隆”的超市。比如京客隆、慈客隆、洪客隆等等。

　　真正让内资企业从经营层面可以借鉴的时候，是1997年以后沃尔玛在深圳开出了国内第一家购物广场和第一家山姆会员店。当时我们组织了一大批国内零售企业家去深圳沃尔玛参观，本土零售商才第一次感觉到现代零售业的管理技术。上海华联的一个副总看到沃尔玛将店内所有的商品包装箱统一回收管理之后，便回去在华联系统推广，将门店所有的包装纸箱回收到总部统一处理。就这一项小小的改进为华联每年贡献100万元的利润。

　　《中国经营报》：从1997年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超市进来，到2001年入世谈判，这期间有三四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内资中民营企业发展情况如何？

　　裴亮：民营企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当时的民营企业有两类，一类原有的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的。比如家家悦、宁波三江、利群集团；还有一部分是白手起家的，比如湖南步步高、辽宁兴隆大家庭、新华都、洪客隆等。这些如今做的比较好的民营零售企业，都是在那个时候起来的。

　　入世磨合：“过度开放”成焦点  纠结“超国民待遇”（2001-2004）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没有把零售业当作战略性行业。龙秘书长，您是否觉得，在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条约中，有关服务贸易的让步太大了。”2004年2月1日，在杭州举办的“中国零售高峰论坛”上，上海商学院教授顾国建向台上嘉宾龙永图提问。顾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最热烈的掌声。面对质疑，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他自己觉得委屈。龙永图指责是地方政府在实施对外开放时不顾原则，随意突破政府制定的开放底线。

　　龙永图指责的便是令业内纠结的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由于外资零售企业拥有世界500强的光环，因此在地方政府颇受欢迎，其在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以及网点资源方面享有内资渴望不可及的优惠待遇。在这一点上，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内外资从来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中国经营报》：2001年11月10日，中国成功加入WTO。关于零售业，入世谈判涉及哪些条款？

　　裴亮：主要内容是2004年零售业将全面对外资超市开放。零售业将取消外资在中国开店数量、股权以及区域的限制。在这之前，外资只能在一些特区的城市开店，而且中方必须成为控股股东，现在这方面的限制没有了。

　　《中国经营报》：谈判结果出来之后，业内的呼声是什么？

　　裴亮：大家关注的核心变了。之前大家呼吁要保护民族零售业，入世之后大家呼吁更多的便是同等国民待遇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的需要，招商的时候对拥有世界500强光环的外资企业格外照顾。那个时候，外资从税收、土地政策、还有网点资源，都要好于内资。这个问题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没很好的有解决。

　　《中国经营报》：“超国民待遇”是如何形成的？

　　裴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比如开店的时候，遇到同样的网点资源。外资与内资竞争的时候，外资往往能够拿到更低的价格。此外还有一些税收政策，为了吸引他们来。地方政府可以在税收上进行支持。这些“超国民待遇”虽然在政策文件中没有成文，但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的要求，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偏向拥有世界500强光环的外资企业。

　　《中国经营报》：与其他行业相比，零售业开放是否真的过度了？

　　裴亮：开放程度的评价参考什么样的标准？这不好确定。不过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是，越开放的行业本土企业竞争力越强，越保守的行业企业竞争力越弱。比如，以家电和汽车来做比较。家店是开放较早的，所以本土家电企业竞争力也强，企业是开放晚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缓慢。

　　完全开放：与狼共舞 “团体冠军”VS“单打冠军”（2004-至今）

　　2010年3月，上一年度的全国连锁百强榜出炉。一家叫做大润发的台湾超市以404亿元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家乐福，成为国内超市业老大。风向变了，以前本土企业学习家乐福、沃尔玛，现在都一致看好“黑马”大润发。尽管大润发是台湾企业，属于外商投资，但给本土零售业的启示是，中国人也能做好零售。

　　2004年之后，一个微妙的变化是，“狼来了”的呼声逐渐微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与狼共舞”。步步高商业集团董事长王填说，“沃尔玛有难处，我有长处”。大商集团董事局主席说，“外资是狼，我不是羊，而是牛”。原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将外资比作单打冠军，本土零售商比作团体冠军，在这个阶段，则是外资零售与本土企业同台竞技的阶段。

　　《中国经营报》：以前大家都呼吁狼来了，现在很少提了。以前都说家乐福沃尔玛如何厉害，现在都不说了。中间的临界点是什么？

　　裴亮：应该是以大润发的崛起为时间点。“黑马”大润发大约三年前浮出水面。三年前我们做连锁百强表的时候，大润发单店销售额3.5个亿，比家乐福高出5000万，比沃尔玛高出1个亿）。于是我们觉得这个企业厉害。大润发虽然是台湾超市，但毕竟是中国人开的。

　　《中国经营报》：当时中国企业担心狼来了。回过头来看，你认为真正因为狼来了而倒闭的企业有几家？

　　裴亮：没有一家。很多零售企业的倒闭，都是因为自身经营不善，与外资的竞争没有太大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就目前的形式，内外资零售商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裴亮：从快消品总量来看，外资超市基本上跻身前十名里。从市场区域来讲，一线城市，内外资半壁江山，外资略强，相对处于主导的地位。在二三线城市，外资虽然都进入了，与当地零售比，不如一线城市那么强。当地本土企业的总量已经比较大。二三线城市本土强于外资。

　　《中国经营报》：回顾入世十年，中国零售业有哪些反思？

　　裴亮：从现在来看，保持灵活的区域策略是相对成功的战略。日子过得好的基本上是坚守在一个区域，多业态发展，多元化发展。
　　（中国经营报 记者 赵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