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已在中国遍地开花时，沃尔玛进驻印度之路却荆棘不断，从引发印度民众不满和街头大规模游行抗议，到涉嫌违反印度的外汇法规而遭调查，再到被诉重金向政府游说迫使印度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等，种种纷扰从2012年一直延续到了2013年。

　　印度为何抵制“沃尔玛”？怎样看待身边“巨象”的经济发展之路？中印在经济发展上如何更好地向西方学习，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日前召开的 “第二届中印合作高峰学术论坛”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印度亚米堤大学商业和金融学院院长施普阿.迈特拉教授(ShipraMaitra, theDirector of Amity College ofCommerce and Finace,Amity U-niversity)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开艳研究员。

　　印度零售业恐慌，源于制造业“短腿”

　　(以下简称记者)：中印两国都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但相比中国，印度的开放战略显然相对保守。很多中国人很想了解，为什么沃尔玛进驻印度之路会如此艰难。有学者分析，今天印度的服务业发展迅速，但零售业依然保持着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很多特征，在此情况下，西方的工业化产品会像潮水一样淹没一切。是产业结构限制了印度外资的开放程度吗？

　　沈开艳：在利用外商投资领域，中印两国的情况不尽相同。目前，在印度，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软件、服务(尤其是IT)和技术上具有复杂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食品加工等不在主要投资范围内。印度的制造业也一直保持依赖国内市场的模式，其日用品、家电、自行车、半导体硬件等制造业产品的质量都相对差一点。所以，当面对沃尔玛带来大量质高价低的制造产品时，受制于制造业“短腿”的印度零售业确实有些招架不住。

　　在这背后还需追问为何会出现这种 “短腿”。在开放模式上，与中国不同，印度选择了保护性开放的道路，在吸引外来资本和发展外贸的同时，非常重视本国企业的发展，因此，印度培育了像塔塔、信实、Infosys(因弗塞思公司)等优秀的大型民族跨国企业，但也保护了一批竞争力不强的小企业，其国内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也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印度企业已经适应这种相对鼓励内资、限制外资的产业政策，所以，开放零售市场会让很多人感到巨大冲击。

　　除此之外，对全球大型零售外资的惧怕还有多个原因：一是与当前的印度经济形势相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印度经济没有进入预期的回升通道，通货膨胀较高，在经济局势不是特别稳定的情况下，推出颇具争议的改革措施，必然会造成经济局势的震荡。二是与印度的零售模式和消费习惯相关。近百年来，印度人已经习惯了小坊铺的模式。有数据显示，印度整个零售市场每年份额约4500亿美元，其中大型超市仅占7%。三是跟印度国内的党派纷争相关。

　　施普阿.迈特拉：中印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道路，但中国的对外开放起步更早，开放程度较大，利用外资规模更大，而印度对外资的限制还比较多，例如，外籍劳工签证制度不够便捷、限制一些产业的外资进入领域和外资比例等。在印度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上，最大的问题是印度的改革，而印度经济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对外资的开放程度。我认为，印度应当增加对外开放。

　　中印产业模式有其必然，也各有缺陷

　　记者：近20年来，中印经济都创造出“世界奇迹”，但走的路却不同：中国遵循着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制造业发展迅速，被誉为“世界工厂”；在印度，则是服务业撑起经济半壁江山，特别是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印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欧美企业的“世界办公室”。从产业结构看，印度更接近发达国家，但印度的跳跃模式可持续吗？

　　施普阿.迈特拉：在印度，农业约占经济总量的18%、服务业约占70%、制造业仅占剩下的百分之十几。这种产业结构与印度的资源禀赋特征相关，包括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较为发达、劳动力英文好、劳工市场倾向于高技术行业等。过去20年间，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印度经济的腾飞，并使印度的信息服务业享誉世界。

　　但是，印度也在考虑如何提升制造业比重。目前，印度60%的劳动力依然在从事农业，印度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将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领域释放出来，转移到其他产业。但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太可能直接从事服务业、信息产业等，而更可能从事制造业。对印度而言，发展制造业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产业平台。

　　沈开艳：中印分别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既与两国的资源禀赋相关，也与两国的开放时机有关。

　　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而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兴起的时候。国外制造业面临产业饱和、污染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重瓶颈，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为一个世界趋势。而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商务成本，以及具备一定基础的制造工人队伍。所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并使中国走出了一条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路径。

　　1991年印度启动改革开放。那时正是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之时。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生产者，印度国内的人力资源优势等帮助印度抓住了这个契机。所以，印度在参与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快速发展，使印度的主要产业从农业一跃到服务业，直接进入后工业化国家。

　　中印分别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以及两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都与在合适的时间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分工有关，是一种历史必然。回头看，中印两国都走对了。要比较，只能是往后看。某种程度上说，再往下走，两个国家的现有产业模式都有问题。打个形象的比喻，印度的经济主要靠服务经济，缺少产业支撑，像基础不够坚实的空中楼阁，例如，目前印度全国没有一座城市有完整的24小时供电系统；而中国的楼很结实，但材料用得太多了，污染、重复投资等弊端显现。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龙”和印度“象”谁先突破瓶颈、实现转型，谁就会赢得未来的发展空间，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也会明显提高。

　　摆脱西方预设，“龙象”可以“共舞”

　　记者：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印，都面对着通过现代化实现强国梦的历史使命。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追赶西方或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如何看待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之路？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这给印度学习西方以及印度经济崛起更多便利吗？

　　施普阿.迈特拉：英国殖民印度近200年，这使印度人更为了解西方思想和文化。但真正的印度不是一个仅仅被英语建构的国家，而是在印度民族文化基础上融合了外民族思想文化的国家。就现代化而言，中印有各自的发展模式，西方也有他们的发展模式，彼此应当相互借鉴，而不是强加。也只有保持自己的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

　　沈开艳：英语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使其在现代化道路上更加便利，但不能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完全得益于甚至依赖于某种语言。一个最好的印证就是：1978年时，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相近，人均GDP都在350美元左右。但几十年来，印度还在说英语，中国还是在说中文，而现在印度的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不能仅以英语或向西方学习来界定现代化的含义，现代化还意味着必须要走出一条有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强国道路。这个过程中，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远远比会英语更为重要。

　　记者：电影《贫民窟中的百万富翁》在中国热映，很大程度上因为它获得了西方主流的电影奖——奥斯卡奖。有学者也提出，中印经济比较在全球很“热”，但更多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印。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印比较，回归我们彼此眼中的中印？

　　施普阿.迈特拉：印度与西方接触时，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总是我们在倾听他们。这种现象在中国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对我们的意见主导。19世纪末，印度一位著名学者在美国芝加哥发表了一个演讲，阐述印度的文化，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好评。这让印度人认识到，要学会推销自己，即相信自己的传统，积极向别人阐述，别人是会理解的。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是建立平等的对话。中印都要积极向西方宣传和讲述自己的理念。在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都是如此。

　　沈开艳：过去，我们看印度时，首先看到的是印度的不足，这种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印度。这与我们接触到的彼此，大多是新闻中、电影中的彼此，是西方人讲的彼此有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印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西方国家也觉得未来很可能是东方的世界。亚洲崛起靠谁？日本的经济体量虽然很大，但是增长速度不快，所以，人们将更多的眼光放在中印两国身上。这给中印比较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以前研究中印关系，西方学者走在前面。今后，我们应当努力赶上，通过中印学者自己的比较，摆脱西方预设的“龙象之争”的思维框架，阐发“龙象共舞”的主张。
　　（解放日报 记者李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