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说背景：5月9日消息，高晓松、宋柯已退出北京阿里巴巴音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行列。#高晓松退出阿里音乐股东#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早在去年3月，高晓松就已经退出北京阿里巴巴音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的职位。目前，高晓松已不在这家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这意味着，渐行渐远的高晓松和阿里音乐，至此基本宣告分开。

去年，有媒体就曾表示，高晓松“在阿里6年，搞黄2个APP”。这两天，同样的说法再度流传。阿里在音乐市场大溃败的历程，确实也引发不少关注：高晓松到底该不该为此背锅？

二、天时、地利、人和的全面消失：先简要说明我对此的观点。我认为，一方面：阿里音乐之败，实败于2015年。高晓松于这年7月入职阿里音乐并出任董事长，作为当时阿里音乐的关键人物，当然应该承担失败之责任。

另一方面，阿里音乐在2015年开始，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几乎全面消失。“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高晓松、宋柯这两位话事人，也只是其中三分之一的致败之源。

三、致命的“阿里星球”：先说“人”。一般认为，阿里星球的彻底失败，是高晓松迅速被换掉的关键原因。高晓松上任后，大力推动“天天动听”改版为“阿里星球”，产品定位从“音乐播放器”180%大转向，转为“中国最大的泛娱乐交易平台”。

客观来说，阿里星球的理念超前：建立全新的音乐产业供需链条价值很大，其颠覆行业的理想主义气息值得尊敬。但没做好产品“架构”，只考虑产业“供需”，却生生把自己作死，直接导致“天天动听”DAU（日活跃用户）断崖式下跌，迅速被市场淘汰，只留下原本定位小众市场的虾米音乐苦苦支撑。

2015年7月，高晓松上任阿里音乐董事长。第二年9月，他的职位就变为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这个二线位置。显然，一年之内，阿里内部对高晓松致命的战略错误，已经有了定论。

但如果再往深看一层，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不仅是高晓松或者宋柯个人的责任；也暴露出阿里音乐团队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短板。

四、人员结构的重大短板：业内有句流传较广的话，“阿里音乐的人懂音乐，但不懂互联网；腾讯音乐的人懂互联网，但不懂音乐。网易云音乐的人懂音乐，也懂互联网”。但在我看来，这个简短的概括并不尽准确，也不完整。

一方面是这句话对各公司特点的概括有失粗疏，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评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句话漏掉了一个在其他行业可能没那么重要，但在音乐行业却至关重要的人才类型：版权人才。

在2021年7月监管部门要求腾讯音乐解除独家版权之前，十年间，中国互联网音乐发展史，基本就是一部独家版权争夺史。

当年，高晓松公开表态的基调却是：“版权”只能解决阿里音乐一时的温饱，如果想要赢得更长远的未来，还需要实现音乐产业的聚合，组建所谓的阿里音乐生态系统。这背后恐怕不只是高晓松个人的判断问题，更在于一直以来，阿里音乐缺乏有远见、有话语权的版权团队。

如果将早期阿里音乐和腾讯音乐的团队结构一对比，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南辕北辙。

阿里音乐，不管是高晓松、宋柯，还是虾米音乐创始人王皓、朱七，都是正经八百的音乐老炮，在音乐圈的资源基本无人能敌。当年的腾讯音乐，则几乎没有报得上名号的圈内名人。但这个被吐槽“既不懂互联网，也不懂音乐”的团队，却影响了中国音乐市场多年来的命运。

律师出身、后来曾担任腾讯音乐联席CEO的谢国明，当年创办海洋音乐，成为中国独家音乐版权的“发明人”，2012年时就已低价购入大量独家音乐版权，2014年前便已完成对酷我音乐和酷狗音乐两家平台的并购，逐步完成“高筑墙、广积粮”的动作。

而腾讯旗下QQ音乐，同样从2012年开始，就以“版权商人”的布局眼光，大量购入独家版权。2016年7月，酷我、酷狗、QQ音乐等合并成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本质上是一场“版权大户”的联欢。

据《第一财经》报道，其实，早在2012年，时任阿里集团副总裁吴泳铭也曾给虾米团队提建议：趁着外界还不知道虾米已经被阿里收购，抓紧时间采购音乐独家版权，价格应该更好谈一些。

但当时虾米团队认为“音乐版本不可能为一家独有”，加之版权水深，团队也顾虑刚刚被收购，尚未做出业绩就先花掉一大笔钱，最终导致错失这一时间窗口。

据了解，时任阿里副总裁、数字娱乐事业群总裁刘春宁，有不错的版权眼光，曾力主给虾米音乐采买一些版权；但2015年7月，刘春宁因此前在腾讯工作期间涉及商业贿赂，被警方拘捕。随后上任的高晓松和宋柯，当然也懂音乐版权的门道，但主要精力放在阿里星球上，版权的战略重要程度自然下降。

商业是极其残酷的。不管我们是不是将独家版权的始作俑者，看作中国音乐产业的罪人，但事实就是：过去这些年的音乐市场，是版权“称王”的时代。

版权之外，阿里音乐在产品能力上也存在较大不足。前述“阿里音乐懂音乐，但不懂互联网”，就有这层意思。阿里做C端产品的能力，历来没少被吐槽。收购天天动听和虾米音乐后，阿里音乐的业务战略不务实，产品规划过于不切实际，充分暴露出产品力上的缺陷。

阿里音乐的问题不在于理想主义，而在于，从来没有打通走向理想的切实路径。阿里星球的美好设想，终于成了一步登天的妄想。

五、第一个“天时”：阿里音乐进入低谷后，再也没能重新做起来，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逆了2015年的两个“天时”。

第一个“天时”，是当年的互联网音乐产业，压根没到B端业务能繁荣发展的时候。

仅从音乐人数量这一个关键指标来看，数量最多的网易云音乐，到2016年11月，音乐人总数也才刚过2万。2015年，词曲作者、Beats制作者、版权商这些细分群体，很多人还只是音乐APP的普通用户，要让他们养成直接线上音乐交易的习惯，还要打通众多原本在线下的业务流程，难度实在太大。

事实上，哪怕到了2022年，互联网音乐产业的B端服务，也才刚刚起步，还没有泛起太大的水花。回望2015年，阿里星球的改版，既影响C端听歌用户体验，又缺少聚合B端从业者的条件，最后只能落得两头不讨好。

六、第二个“天时”：阿里音乐狠狠从天上跌落地底，还在于对另一个“天时”的完美错过。

因为可以说，2015年，正是中国音乐版权市场的关键转折之年。历史的细节，总是充满让人惊叹的巧合。这一重大转折，就发生在高晓松上任当月。

2015年7月8日，国家版权局下发《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要求各网络音乐服务商在7月31日前将未经授权传播的音乐作品全部下线。这一通知，后来被业内称为“最严版权令”。

应该说，“最严版权令”极大推动了中国音乐市场正版化的进程。但在版权正版化过程中，厂商挥舞独家版权大棒四处出击，也让互联网音乐市场大洗牌直接加了几倍速。最多时曾有400个APP的音乐市场，短短两三年间，就只剩下腾讯、网易、阿里、百度这几个玩家。

就在QQ音乐、酷狗、酷我一面加速抢版权，一面暗中谋求联盟；在网易云音乐一手拼命追赶大版权，一手加码布局原创音乐的同时……阿里音乐不仅“天天动听”出师未捷，“虾米音乐”上的版权也越来越少。

七、十年艰辛，一败涂地：在音乐市场，版权就是“地利”。其实，阿里音乐原本版权资源也不能算少。早在2014年，阿里就买下《中国好声音》第三季音乐版权，其后一度掌握BMG、滚石、华研、相信等大量独家版权。宋柯曾表示，阿里音乐“有半壁江山，有自己的版权壁垒”。

但错过“天时”，也就不再有“地利”。2016年腾讯音乐合并后，抢夺版权力度更大；2017年，环球音乐独家授权竞价，环球最初出价三四千万美元，最后，腾讯音乐给出高达3.5亿美元现金加1亿美元股权的报价，版权价格直接飙升10倍。

在将小玩家洗牌出局的过程中，腾讯音乐对阿里音乐、网易云音乐，则时常采取拉一打一的策略：在相关部门要求转授权的压力下，腾讯先是与阿里音乐转授权，“封锁”网易版权；过两年，又转而与网易转授权，取消与阿里的合作。

而2015年后大伤元气的阿里音乐，则不断失去与唱片公司的版权合约。到2018年，腾讯音乐不再向阿里转授权部分音乐作品之后，虾米则被迫大规模下架索尼、华纳、杰威尔（周杰伦）等曲库，用户数持续下滑。

2021年1月5日，虾米音乐终于通过其官方微博宣布：因业务发展上的调整，将于2月5日0点停止虾米音乐服务。至此，这款曾经口碑爆棚的产品宣告死亡。

如今，我们打开阿里音乐的官网，只能看见一款名为“音螺”的所谓音乐内容管理、分发平台产品，在孤独地吹着少有人聆听的“螺号”。

如今，我们再也没法打开虾米音乐，去听那首曾经被写满评论的《同桌的你》。那么，就借用高晓松自己写过的歌词，结束这篇文章吧。

那时“星球”总是很蓝

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

转眼就各奔东西

不知道，阿里音乐会以怎样的心情，对高晓松说出互联网大厂最爱说的那句：毕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