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标准的缺失，不作为的监督者，腐败的官僚，贫穷的消费者，堕落的专家，黑心的商人（奶农），低廉的违法成本，不对称的市场结构，构成了一条“害人奶粉”的供应链。奶粉事件背后的问题更复杂！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

　　我完全是靠母亲的乳汁喂大的，40多年前的农村，几乎所有孕育过孩子的母亲都有十分充足的奶水。孩子喝不完，就把乳汁挤出来给孩子他爹喝。我的孩子出生在20多年前，太太的奶水照样特别多，还是用老办法，孩子喝不了我喝，但真的不是很好喝。现在是怎么搞的，喂一个孩子的奶也不够，只能靠奶粉喂养孩子！这大概与服饰、劳动、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孩子满周岁后一般就要断奶，也有不断奶的，甚至快上小学的孩子还在吃奶。大概是因为穷，母乳是不需要钱的，能喝就多喝些时候，也好节省点开支。断了奶的孩子就吃奶糕或用米粉做的糊糊。再大点就给孩子在碳火里煨粥，最好是用麻雀烧粥，并加竹盐。竹盐是用新鲜竹筒经过多次烧烤而成的。先将粗盐放入新鲜的竹筒，用碳火烧烤，烧烤过的盐放入新鲜的竹筒再烧烤，经过这样多次烧烤的盐，清香鲜美，便叫“竹盐”。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麻雀，没有什么玩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玩皮弹弓打麻雀，吃麻雀。那时候麻雀属“四害”，越打越多；现在麻雀受保护，越来越少。这世道真的不一样了！

　　从前的鲜奶(fresh milk)没有纸盒包装，都是用玻璃瓶装，是生的鲜奶，其实是“生奶”（raw milk），由养牛场每天清晨直供订户。鲜奶煮沸后才能喝，稍凉便会凝结一层黄色奶油，很香。现在的鲜奶品种多得难以分辨，特浓奶、高钙奶、纯牛奶、灭菌奶、消毒奶、不含抗生素奶、复原乳等等，如果再加上品牌，非常温奶制品品项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有牛奶公司的老总告诉我，真正好的牛奶是淡而无味的，据说国外的牛奶就这样。但就是这个公司却也在推销“口味更加甘醇香滑活性益生元牛奶”。我最终还是没有折腾明白什么样的牛奶才是好牛奶！

　　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已经升级为“中国乳品行业危机”，牛奶、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那蛋白粉中更有可能添加了，看来与蛋白有关的产品都有可能出问题。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食品行业，要挖掘类似的“危机问题”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猫常常不逮耗子，纳税人养着的这些缺位与不作为的“监管部门”，难道真的是聋子、瞎子与哑巴？

　　我觉得他们的心里应该很清楚。“禁鲜令”从出台到延迟再到废弃，表面原因在于《指南》愚蠢地混淆了“生奶”和“鲜奶”的概念。实则是行业中南北两大牛奶生产企业的利益之争。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走，谁会叫就偏向谁，谁叫得响就多听谁，什么事情都是“无可，无不可”，最后由领导的“批示”来裁决，这是“现代封建社会”，是制度缺失，法制缺失，实际上是没有科学的原则，怎么谈得上“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无法制定出公正、公信、公平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即将开展的“科学发展观实践活动”，如此看来确有必要。但靠学习、教育、会议、座谈这些轻描淡写的“活动”根本无法改变现状，至多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浪费一点纳税人的金钱，制造一些有文字的废纸而已。

　　从1985年晋江制售假药案开始，中国商人（包括监管部门）的良心与道德，在金钱与利益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脆弱。从农村到城市，有意识、有组织、大规模的制造假劣产品，在持续蔓延，从来就没有根治过。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贫穷，违法成为脱贫的捷径；二是违法成本低，法规没有威慑力；三是地方保护，官商勾结。

　　其实，中国的消费者也并不富裕，尤其是农村消费者，则更穷。否则，他们为什么会去购买据说是18元400克的三鹿奶粉喂孩子。中国的农民长期被国家剥削，直到现在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仍然是“下等公民”，即使到城市打工仍然被严重歧视为“农民工”，他们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尤其是那些“失地农民”，虽然国家已经有政策，但并没有完全落实这些“政策”。如此廉价的奶粉一上市就应该受到质疑，为什么没有人去关注？去检测？去过问？为什么？！当官的能不能少开点会，多办点事？！少一点“政治”，多一点“民生”；少一点“提法”，多一点“做法”；少一点“空大虚假”，多一点“实实在在”；少一点“官僚作风”，多一点“雷厉风行”；少一点“意识形态”，多一点“实际措施”；少一点“手段”，多一点“目的”；少一点“教育与学习”多一点“倾听与公示”，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我觉得政府官员至少可以减少2/3。这是百姓的呐喊！

　　所谓的“专家”，最可恶！有些专家已经堕落得不成人样，不要说没有科学精神，连做人的底线也早已丢失。谁给钱就为谁说话，专家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是可悲的！奶农是怎么知道“三聚氰胺可提高蛋白检测值”？做牛奶生意的企业，如果不知道“三聚氰胺可提高蛋白检测值”，那怎么能在这个行业混下去，并且混得这么大？总之，这不是什么疏忽，或质量管理的缺失，更不是什么人投毒！是什么？是行业“潜规则”吗？他们自己最清楚！

　　更宏观一点的原因可以借用哈佛大学贝恩（J•S•Bain）于1959年提出的SCP模式来解释。贝恩认为，市场结构（Market Mturcture）、市场行为（Market Conduct）与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结论是：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我国流通已经日渐趋向规模化与现代化，流通管理仍然是传统的，生产尤其是农产品的生产仍然是小产生，这种结构上的不对称是各种食品安全隐患的根源。

　　总之，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标准的缺失，不作为的监督者，腐败的官僚，贫穷的消费者，堕落的专家，黑心的商人（奶农），低廉的违法成本，不对称的市场结构，构成了一条“害人奶粉”的供应链。奶粉事件背后的问题更复杂！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

　　作为媒体，要尽可能减少或避免过激报道行为，更不要任意放大、张冠李戴、模糊处理，其结果必然是误导消费。记者总是喜欢寻找亮点，想挖掘一些“人咬狗式”的新闻，而且有不少记者在没有弄明白标准要求的情况下就凭一点见闻开始报道。如有记者把“一般霉菌超标”报导成“有毒”，把“一般卫生指标不合格”报导成“严重违反食品卫生法”。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各方面要尽可能保持克制与理智，不要把问题人为放大。

　　作为零售商主要该做什么？我觉得，零售商也是一个受害者。有一个叫“罗伯特”的食品法则是：爱吃香肠的人，绝对不要去了解香肠的生产过程。但是，当前的消费者被媒体与舆论折腾得不敢吃东西，只有全能型的食品专家才能放心购买、放心食用，这是很不正常的。零售商虽然无法检测出连国家也不检测的有毒有害元素，但零售商仍然可以有很多作为：（1）建立独立的质量监控机构；（2）聘请专业的质量管理人员；（3）实施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4）建立质量问题快速反映机制；（5）关注顾客动态；（6）有选择地及时送检供应商提供的产品；（7）加强零售企业之间的合作。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赚正当的钱，在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问题上，绝对不可以有侥幸心理，更不可以有“有钱就能搞定一切”的匪气作风。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富可敌国”的企业，与政府和人民对抗的企业必哀、必衰、必败！
　　（联商网《店长》08年10月刊“感悟零售”专栏　上海商学院流通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周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