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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碑商圈的60年 打造购物之都

来源: 联商网 2009-09-14 08:43

   
  (上世纪50年代,解放碑重百外观旧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百老商场)
  
  (二十一世纪,解放碑重百外观新貌)

  解放之初,物资供应依然成问题,成立国营公司保障供应成为当务之急;

  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本已经构筑好的商贸体系,在风雨中成长;

  改革开放带来的春风,吹走了凭票供应的体制,更使重庆商贸诞生了第一家上市企业。

  60载风雨,60年峥嵘岁月,从有了上顿想下顿,到打造长江上游购物之都,重庆商贸发展的帷幕正在缓缓拉开。

  大米一天两价
  建立国营公司保供应

  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从林园官邸乘车往白市驿机场逃往成都。当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11、12、47军的五个营进入重庆市区,重庆解放。虽然翻身当了主人,但米、面、布等生活必需品却仍不能保证。

  “解放前,重庆没有国营公司,解放后,像米、面、油这些物资还是掌握在私人手中,当时这些物资又非常紧缺,握有物资的‘老板’们就漫天要价,上午2500元/斤(当时货币,下同),下午可能就涨到3000元/斤,虽然是大城市但不一定能买到米。”作为重庆商贸发展的见证人,已经82岁的张昌礼仍然记忆犹新。“我正好大学毕业,卖米就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然而,张昌礼的第一份工作也来得非常不易。“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市场混乱,物价飞涨,我们主要解决两件大事。首先就是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商业体制,其次就是旧商业的改造。”曾任市二商业局局长的朋吉德回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1950年2月,在如今的棉花街附近,重庆市国营零售公司成立了。

  “那时候我在零售公司的陕西路商店卖米,我们卖的米是国家调拨的,所以价格相对便宜,1000元/斤。”虽然价格便宜,但由于购买人实在太多,张昌礼在卖米之前都要问一句,“你家几口人,这样我们才能按人数估算。”按计划供应、按计划销售,新的社会主义商业体制——计划经济的雏形就这样建立了。

  而对旧商业的改造,则不得不提及现如今的重百。1950年5月1日,在宝元通百货公司重庆分支机构基础上,成立了西南区百货公司门市部,标志着重百大楼建店。至此,重百不仅成为我市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店,宝元通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家由私营转向国营的民族资本商业企业,我市商贸领域的破旧之路由此开篇。

  直到1957年,重庆私营商店改造基本完成。“成立了92家大的国营公司,8000多人并入国营企业;合作商店达到134个,1.7万多人获得了职位。但还是保留了部分个体经营。”朋吉德认为,正是通过统购统销、加工订货等措施,把80%以上的商品掌握在国营公司,以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安定人心、稳定社会。

  三八红旗手
  进京见到毛主席

  在体制建设完成后的第二年——1958年,重庆商贸史上书下了浓重的一笔。

  这一年全国大办工业。“当时潮流是男工女商,重百于是抽调男职工支援工业生产,全店女子化。”于是,西南区百货公司更名为“重庆三八百货商店”。由于男职工的抽调,“三八商店”人员不足,丁竹英便从针织批发部抽调过来。

  对于那段岁月,丁竹英虽然记忆犹新,但不太愿意向别人提及,只是不住的说,我只是干了自己该干的事。

  而曾在二商业局纪检部门工作过的谢会吉,却对丁竹英赞不绝口。“那时候我们都才20多岁,她肯干得很。”在谢会吉的记忆里,虽然那时候物资紧张,但“三八商店”的营业员从来没有给她脸色看,反而一到“三八商店”,营业员们都笑脸相迎,有时候还要倒上茶水,而不管你买不买东西,都热情的打招呼。

  “有时候去买东西,当时没有货,丁竹英都会把我们需要的商品记下来,并抄好我们的地址,等到货的时候,她总是抽休息时间把货送到我们手上。”像这样的待遇,不仅谢会吉享受到了,当时话剧团的陈新(音)也享受到了。

  提及送货的事,丁竹英也只是笑笑,“市中区好多地方我都熟悉得很。”老人质朴的语言透露出了工作的艰辛。

  当然,“三八商店”员工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丁竹英就是代表之一,她不仅被评为了全国三八红旗手,还被多次评为全国劳模。

  而让丁竹英最高兴的是,她参加“全国先进工作者、生产者劳模大会”时,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并见到了毛主席。虽然没有和毛主席说上话,但丁竹英在领奖时,脚一直在抖。

  除了见到毛主席,丁竹英说,虽然工作辛苦,但当她穿着工作服坐公交车时,市民主动让座,“再辛苦都值得”。

  筹集物资
  小姑娘一年200天奔波在外

  虽然“三八商店”全国闻名,在1958年的群英会上,该店被评为“全国十大商店”。但朋吉德说,这仍然不是重庆商贸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岁月。“那时候连最基本的供应都成问题。那时候修房子脚手架都是用楠竹搭建,但重庆楠竹太少,只得到湖南运,但根本不能随便运,每根竹子的分配都要经过批准。”

  “文化大革命时,粮食最少的时候只有10多天的库存。”朋吉德称,正是由于物资紧张,那时的重庆也发生过“海盗”事件,“当时有一艘运了2300多头猪的船在望江厂附近的河段被劫持了。”以至于以后,运送物资的车辆大多由军车运、护送。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重庆商贸必须改变。朋吉德记得那是1978年11月,经市委批准,一商业局颁布了《关于在重庆百货商店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意见》,此时岗位责任制就提上了重百的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第一年,重百又被四川省列为17家改革试点企业,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财务、人事方面的自主权。也是这一年,钟世荣第一次拿到7.9元(人民币,下同)奖金。

  虽然7.9元钱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也就一碗牛肉面,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不仅是一笔巨资,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工资只有38块,每5年才加一次,而奖金一词根本没有听说过。”已经从重百江北商场经理退休下来的钟世荣,回忆起第一次领到的7.9元,嗓音突然提高了。

  “那时候虽然规定有营业时间,但大家为了多创销售收入,卖针织的还兼职卖起了面包。早上7点,我们就拿起面包在重百门口卖。下午下了班,还要在门口摆摊卖围巾、手套这些东西。”然而,东西虽然好卖,但要进货却并非想象中容易。

  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二十出头的钟世荣当上了组长,这时她要开始到外地拿货。“当时市场已经逐步放开,我们可以走出去拿货,但物资紧缺,很多东西没有。比如说毛毯都是紧缺物资。”

  回忆起当初跑货源的岁月,钟世荣眼圈有些红了。“那时我们一年至少有200天在外。一次,我和同事去牡丹江拿毛毯,毛毯厂的厂长是东北人,喜欢喝酒,一天要喝三四顿。”为和厂长套近乎,原本滴酒不沾的钟世荣,不得不端起酒杯往嘴里倒,“喝了两三天,厂长看到两个女娃娃很耿直,就批了一千条毛毯。”而按当时的规则,组长顶多拿到一百条,要拿到一千条毛毯,非得经理级别人物出马才行。“那时,看到厂长批的条子,我和同事高兴得抱头大哭。”

  改制上市
  重庆有了第一个上市商业公司

  虽然岗位责任制、工资与绩效挂钩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重庆商贸的发展,但真正促使重庆商贸更上一层楼的则是企业改制上市。

  那是1992年,经批准,重百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向社会募集资金。1993年,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重百的管理体制正式从传统转向现代。“当时我们基本是全员持股,少则一千多股,多则上万股。”现任重百百货经营分公司经理段平称。股份制的施行,让每个职工都明白,自己实实在在成了企业出资人,利益与企业发展休戚相关。 

  1996年7月2日,已完成公司体制改革的重百在上海成功上市,成为重庆市唯一商业上市公司。 这一天,重百员工手中的股票从1.5元/股涨到了9块多。重百的这次成功改制抢在了国内同行的第一步,此后,很多在当时没有实行公司体制改革的国有商业企业相继消失,因为公司管理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或被重组、或破产。

  而此时,重庆商贸流通业正悄然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新世纪百货、太平洋百货家乐福一系列商场、超市的开业,极大的促进了重庆商贸的发展。

  在这些巨头抢滩重庆前,重百似乎已嗅到了“火药味”,提前布局抢点。

  1994年12月18日,重百首家子公司在重百北碚商场成功开业,连锁发展第一步迈出。段平回忆,之所以选择北碚,是因为事先进行了调研,“当时北碚有好几个仪表厂,效益都不错,再加上几所大学,北碚人均消费水平比较高。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未通高速的北碚,市民当时进城购物,单面一趟至少得1个半小时。”

  开业当天,营业面积仅2000平方米的重百北碚店,营业额近80万元。“记得当时北碚商场开业,我让老伴去重百买件新衣准备过年穿,老伴那欢喜劲,足足在重百逛了6个小时。”在天府煤矿上班的徐师傅回忆。北碚商场成功开业,江北、九龙坡、南坪分店相继开办。1998年12月18日,重百沙坪商场成功开业,标志着重百在主城五大商贸中心区完成网点布局。就这样,重百奠定了主城五大商圈的基础。

  从公私合营到计划经济时代,到改制上市,从7000平方米、年营业额2亿元,到去年销售额实现73.8亿元,从一个店到现在的120多家店——重百,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重庆商业风云变幻的兴衰沉浮。
  (重庆时报 记者罗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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