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晚上7点，罗永浩交个朋友直播间在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开启了首场直播。首秀赢得了开门红——直播间单场销售额达2078万元，全场销量26万多件，观看人数超过624万。

有媒体报道，和外界普遍猜测的老罗仅是将一部分直播业务转到杭州不同，“交个朋友”直播间400余名员工是全员搬迁到杭州的。

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仓库样品，也已经在老罗杭城直播首秀之前，便全部打包完毕。

交个朋友官方表示，目前直播间的人手还是远远不够：“计划还需要扩张1倍，员工人数争取达到800多人。”

此前，作为抖音一哥的罗永浩在抖音电商大会上表示，自己是“直播带货的四大天王之一”，去年完成了大概30个亿，今年要把直播电商、代运营、品销合一营销推广、培训业务以及供应链业务加一块，希望完成100到150个亿。

此外，交个朋友还将启动对网红主播的教育培训业务，罗永浩担任名誉校长和培训讲师。

人才扩张，杭州乃兵家必争之地。

而北漂正在南迁，特别是瞄准电商产业集群度较高的地方，则是必然中的必然。

电商配送员、实体零售经营者、互联网大厂“打工人”，他们的下一站造富梦将奔流到武汉、长沙、成都这样的新一线城市，或者涌向更具创新活力的深圳、杭州。

数据显示，大约5年前，北京常住人口2170万，包括800多万外地人。2019年末，后者减少了76万，总人数约为2150万；疫情后，商铺、骑手、车站、中介多方的声音表示，这两项数字变得更少了。

去年多次爆发的疫情，让这些变化发生得愈加明显。

罗永浩只是一个缩影。

北漂不再时髦

北京西南四环边上，有一片棉纺厂改造的产业园，每日优鲜、美团买菜的仓库都设在这里，配送员、拣货员加起来有二三十人。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距离春运结束已有半个月，还没接到单的骑手们聚在一起聊天，谈到各自回家的所见所感。

与疫情前的春节不同，有几个河北骑手是赶着正月的尾巴回家过年的，刚刚回到北京。就地过年、14天健康监测和来回三次、高达几百元的核酸检测费“劝退”了不少北漂打工人。

刚出火车站的外地务工人

留京的人也对这座城市感到“疲惫”。风哥坐在送货的小电驴上，戴着黑色帽子遮住眼睛，身体后仰靠在货箱上小憩。固定在后视镜附近的手机显示，他已经接到了5单，不过风哥打算再等等，凑够6单一起送。

每个月前600单，他跑一单5块钱，之后一单6块钱，6单一起跑，一趟能挣36块钱。“会跑（单）的，一个月挣1万多，新人也能挣六七千。”

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也来应聘骑手。他打量了我一眼说：“两桶水好几十斤，爬6楼，你弄得动吗？”对他们来说，送一包卫生纸和送10桶水，都是一样的价格。

他说：“以前7、8块一单，现在降了。”上个月发工资，同一站点的两个兄弟被扣了1000块，因为两个投诉。

风哥送货的仓库有100多平，上面领导要20多个骑手，但现在只招来10多个，都嫌活累、工资低。风哥觉得这样也好，“人一多，我们就跑不上单了。”

他告诉我，老家县城里也开了新站点，一单4、5块钱，一天能跑300块钱。“把在北京的房租、吃喝消费刨去，和老家差不了多少。”他调侃道，“老家500块钱就能租个不错的屋子，你要跟北京房东说，一个月500块，人家把你打出来”。

坐在旁边的骑手看见我和风哥聊了起来，打趣告诉我，风哥的故事很精彩。风哥瞥了他一眼，冷哼一声，反问道：“精彩？都累到去医院了。”在这份工作之前，风哥送了5年多外卖。

聊到这，风哥接到了第6单，启动了车子。我问。他：“多久能回来？”

他说：“半小时吧。”我诧异，他又说：“这还快？”

离这不远的一家便利店，刚刚开业一年半，老板准备年底关门回老家。投资50万，亏本撤退。

2019年10月，老板租下了写字楼区域的门面，年底装修完才刚刚开业，疫情就来了。员工们都改在家里办公，便利店每天只能卖几百块钱，都不够他一天700块的门面租金。

疫情稳定后，员工们陆续回到格子间，便利店的生意才渐渐有了起色，日流水超过1000元，但老板说还没有赚钱。走访发现，便利店那一片区的办公室，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没租出去，附近空荡荡的。

现在搬进来的有三四十家公司，大多数公司只有10-20人，他们往往来便利店吃早餐，“两个包子5块钱，不赚钱。”

采访中，老板多次感叹：“如果有两三家超过100人的公司搬进来，那（便利店）就好办了。”

老板是山西人，媳妇是山东的，之前在临沂开了4年火锅店，“有6、7个员工，我也不用去店里，中午晚上都在外面喝酒。”老板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时生活很滋润”。

现在这家便利店，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8点，都是老板一个人看店，“没时间去给车加油、保养，我出去就得关店。”之前他招过一个女员工，从6:30到15:00，给4000块钱，干了没几天就辞职了。

我问他是怎么想到来北京的。话音刚落，正在理货的他急得跺脚：“哎呀！你可别说了。”他说他就是脑子一热，没有想到结局是这样。他被困在便利店里，全年无休，逢年过节只能把5岁的孩子接来北京，消耗着前几年的积蓄。

“我撤，我一定要撤。”老板说，他不打算再投资创业了，还是回老家给人打工去，起码离家近一点。临走时，他告诉我，望京SOHO附近很多韩餐店原来一年挣几百万，现在倒闭了，因为扛不住1年100万的房租，叫我去那看看去。

晚上，朋友叫我一起去五道口吃饭，前年我们排队2小时的老店，这次我们等了10分钟就进去了。

等位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推送，标题是“考研名师张雪峰‘逃离北京’，纵有辉煌成就，也抵不过一纸户口”。

房租跌价、旺铺招租

车站附近的餐馆倒闭了

北京西站南广场上，有一个门脸1米多宽的“存包处”。山东大爷和另一个工友两班倒，24小时轮流值守。但今年的生意大不如前，疫情前每天存包能收1000元，现在仅有500元，“挣的钱，只够老板给我们开工资的”。

下午6点，大爷正在吃晚餐，小米粥和一盘西红柿鸡蛋。隔壁大娘水饺的服务员拿来了一些客人吃剩的饼和馒头，好心地问他要不要加个餐。我透过玻璃看到，这家店大概20多张桌子，4桌有人，其中一桌是员工在吃饭。

存包、取包的人少，山东大爷就经常犯困。他见我过来找他聊天，热情地带我去参观：“一个28寸的黑色行李箱和一个大纸箱子，存2天，收50元。2019年，存1天都得好几十块。”

去年年初，大爷的存包处每天仅赚一两百块，后来三五百块。最近几天，生意好时可以赚500块。他喝了一口小米粥，望着外面，小声地说：“今年应该慢慢能好起来吧。”

我站在北京西站南广场一家餐馆门口，透过玻璃，看到“今日已消毒”的日期是两个月前——2021年1月22日，旁边摆放着额温枪、护目镜、洗手液和北京健康宝二维码。

隔壁店的老板娘告诉我：“他们撑不下去了，年前就关门了。”那种语气像是在说别人，又像是在说自己。

我走进她家店的时候，正是晚饭点，店里零零散散地坐了3桌，老板娘和一位男店员站在门口喊：“饺子、包子、馄饨、面条、盖饭、炒菜，米饭管饱。”

“不挣钱还赔钱，把老本都赔进去了。”老板娘一边摇头一边说：“从去年开始，店里一天就只能卖800-1000元，最近情况略好一些，能卖一千多，但还是赔钱。”

铁路线大面积取消、旅游团禁止进京、新发地二次疫情、北京倡导就地过年、春节进京前后3次核酸检测......去年以来，短暂但多次的疫情防控措施大大削减了北京西客站的人流量，和火车站广场上的生意。

客人少，她才组织店员在门口招徕生意，甚至想把门面的早餐时间段租出去，但是“没人租，谁进来谁赔钱。”

店里原本有十多个员工，但老板娘没敢让所有员工都回来上班，心里想的是“成本不能再增加了。”员工不在，扫厕所都需要她这个老板来做。

老板娘开这家店已经10多年了，以前一年房租20万，现在100万。“你挣了钱，房东就涨房租。”她望着外面空旷的广场，叹了口气说：“如果今年不行，我们也要滚蛋了。”

在我采访的半小时里，店里只来了一位客人，点了一碗16元的面。

我从西站离开，从“西单”地铁站B口出来，看到的是北京最古老的商场之一——明珠商场，和君太、汉光百货、大悦城仅一街之隔。

明珠商城5楼歇业的商铺

明珠商场一楼美甲、小饰品的商贩较多，晚上7、8点还很热闹，大多价格是10元3件的小饰品、50元两件的T恤。再往上走两层，陆陆续续就有空商铺进入眼帘，5楼仅只有两三个铺子亮着灯，其他都贴上了“旺铺招商”的通知，附上一个电话号码。

我按通知上的电话打过去咨询，了解到6平米的摊位月租金是1万2，越靠近电梯口的位置越贵。大概7年前，同一间铺子的租金大概是5000块。

我问了好几个摊主，得到的回复都是“生意不好”、“不赚钱了”的类似说辞。当我想要深入细聊时，老板们兴趣并不高，我坐在他们一米多宽的摊位处，有些妨碍生意。

空置的不止是商铺，出租房情况也一样。

宋家庄附近，一间10平米的朝北厅卧（客厅隔断房）空置了2个多月，房东最终2000元/月租了出去，疫情前标价是2500元/月。新住进来的租客是蛋壳事件的受害者，两万多的年付房租打了水漂。

朋友上周在将台周边看房，他说：“北漂5年，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空房”。往年找房子，都是上一租户前脚搬走，新租户后脚就搬进来。我爱我家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租房交易量同比下滑10.84%，租价告别“只涨不跌”的时代。

每次拿外卖时，我都会顺口问一嘴，小哥今年生意好不好。几位外卖小哥都怨声载道：“今年过了饭点就没单了。”

有位小哥回忆疫情爆发初期，他同事给山姆会员店送货，几公里远的订单，配送费高达20多块。他们每天开着小面包车送货，订单排到两天后，超时不扣钱，一天能挣2000块。

晚上七点钟左右，下班高峰期的电梯上，一骑手外放着和同事的语音聊天消息：“下午真后悔出来了，到现在才跑了100多块钱。”

再晚2个小时，南三环某小区旁边的马路上就会有一排休憩的骑手，他们坐在车上，或刷抖音，或听小说，或闭目养神等待下一单。

没人确切知道，多少人在疫情期间离开了北京，多少人放弃北上。真实发生的是，北京人流在减少，很多生意变得难以为继。

常住人口2300万，

谁离开？谁留下？

对市场主体而言，基础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将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大，其负担显而易见，间接将会使部分企业的创新活力受限。那么，该如何理性看待这种人口“外溢”现象？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言，是否应及早正视这一趋势？

骑手小哥的经历折射着一个群体的选择：离开北京，或许有些不舍，但最优选择还是被动“逃离”。

周围的房租就开始涨，从700到1100，一周后再问价，已经涨到了1500元/月。

夜里被房主扫地出门，房租大涨，北漂的人们顿时伤了心。有数据统计，清理整顿后的第二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少了29.7万人，是上一年的两倍多。

北京大大小小的住宅区里张贴着“抵制群租房”的横幅。

北京夜生活胜地三里屯街道，连接着太古里商场的南区和北街，一侧是42号居民楼和原京客隆超市对外出租的店铺，另一侧是同里和3·3大厦的底商。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这条短短200米的小街，聚集了廉价酒水餐食，各种青年亚文化元素，以及舶来的时髦之物。最辉煌的时候，42号居民楼“住改商”，7个单元楼里大约有13家餐馆、9家美甲纹身店、7家酒吧和咖啡馆、4家小卖部、2家DVD商店......

脏街上有很多凸出来的大门、门廊等外搭建筑，整治改造后，居民楼前面被栽种上了鲜花和绿植。有的店铺转入了完全室内的生意，有的店铺则彻底消失了。

2016年至2019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连续下降约62万人；2017年至2019年末，北京常住人口累计减少18.8万人，为2153.6万人。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北京将严控新增人口，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图源：百度地图慧眼

爱逛街的朋友告诉我，SKP、朝阳大悦城、蓝色港湾、国贸商城的人依旧很多，香奈儿、爱马仕、LV的店火爆一如既往，喝一杯喜茶、奈雪的茶还是需要排队。

这与我在火车站餐馆、骑手、小商户、商店所听来的故事截然不同。

隔着一条街的明珠商城和汉光百货、北京君太，一边“旺铺”空荡荡，一边人潮涌动，继续编织帝都的“灯红酒绿”。如同小说《北京折叠》中描述的那样，城市被折叠，人群被分隔，空间与空间之间是几乎不可跨越的障碍。

对这一点，曾在北京三里屯附近工作的刘凯深有感触：“每过两三个小时，三里屯就会换一波人。”早晨上班时，街上包子馒头飘香四溢，白天透过写字楼玻璃，随处可见潮男潮女和跑车，再晚一些烧烤、串串的商户出来摆摊，依稀能听见五花肉在铁板上滋啦的声音，夜色更深的时候，这里又变成了酒吧一条街。

如今的三里屯，只有在傍晚和夜深时才更有人气，大多是逛街、泡吧的男男女女，少了些许烟火气。

近年来，背井离乡的北漂人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北京造富传奇难以延续，用便利店老板的话说，“如果在北京一年起早贪黑挣8、9万块钱，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另一方面高昂的房价、纸比金贵的户口和子女教育问题，这些都成为无数北漂人生活里的拦路虎。

各种迹象表明，疫情“后遗症”还需要时间慢慢抚平。长远来看，进京难度增加，留京意愿减小，北京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供给有可能会面临挑战。

某个周二早晨10点，地铁站乘务员大李刚忙完早高峰，走出地铁口点燃了一支烟。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多了，“至少地铁里的人不少，偶尔还要加班两三小时，多赚100块钱”。

一位同事最近发现，上班必经的“新华街”上，路边的停车越来越多，去年冬天常常看到30%的车位空着。3月15日以后，进京无需持核酸证明，取消14天健康监测及期间2次核酸检测。

“几次核酸要一二百块呢，我也是23号刚来。”正在捡烟头的环卫大姐朝我腼腆地笑了笑。

哪些人离开，哪些人留下，没有准确的数字和记录。人来人往，北京不会记得每个人，但有过北漂的人会记得北京。在他们眼前，未来的生活仍然海阔天空。

海明威说过：“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巴黎，那么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去，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