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撰文/汪宗白

遥望2017年，王健林突然和融创孙宏斌达成交易，加快轻资产转型，万达商业地产更名为万达商业管理，主动摘帽“地产”。不是所有首富，都能忍痛断臂，那不仅关乎自己账面的财富，也关乎面子。但在企业存亡面前，“面子”又值什么呢？王健林曾多次强调，成功没有捷径，就是富贵险中求。直到今天，我们蓦然回首，才感叹王健林当年的先见之明。

01

忍痛断臂，壮士断腕

2017年，王健林突然和融创孙宏斌达成交易，将13个文旅项目股权、77个酒店甩卖了，总投资4840亿的核心业务，以600多亿就出清了。后来，孙宏斌点评贾跃亭，说他处理事情不坚决，专门夸了王健林的果断，“（贾）缺壮士断腕的精神，你看人家老王！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随后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地产调控持续收紧，躺着赚钱的时代远去，王健林果断调转船头，加快轻资产转型，轻资产策略下，万达广场的业务模式，从拿地自持向输出品牌和管理，获得租金收入分成转变。运营模式成熟后，便于以低成本快速扩张，更关键的是，不再大量占用资本。万达商业地产更名为万达商业管理，干脆主动摘帽“地产”。

王健林曾多次强调，成功没有捷径，就是富贵险中求。不是所有“首富”，都能忍痛断臂，那不仅关乎自己账面的财富，也关乎面子。但在企业存亡面前，“面子”又值什么呢？直到行业雷声滚滚的今天，蓦然回首，才发现王健林当年的决断力。

2016年，王健林那句“你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挣他一个亿”刷爆了社交网络。提问者找的那句话头“很多青年想做首富”，颇有点为首富铺脚垫、扶马鞍的意味。

托尔斯泰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悲天悯人的落脚点在后半句，如同射击，射中靶心的弹道都是一样的，没有射中的，都各有各的偏离。作为年过花甲的长者，王健林对青年们说的那些人生经验，自然很有道理。但碌碌众生和腾达者的差别，往往在于前者不能笃行后者看似简单的人生经验而已。

02

客大欺店，店大欺客

当年，真正让“小目标”一夕间刷屏的原因，在于它的“小”与“一个亿”的落差在公众心中造成了荒诞感，如同老练的相声演员不动声色地抖响了一个包袱。所谓老到，因为不动声色，不像在演，观众会更加容易将自己和情绪带入。

因荒诞感而让一句话风靡天下、形成病毒传播效应的例子，历史上也有。晋惠帝听大臣说暴发了全国性的饥荒，人民没有饭吃，一脸呆萌地指出：“既然没有饭吃，人们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那句“何不食肉糜”瞬间传遍朝野，皇帝有智力障碍这件事从此不再是少数几个利益相关者能够保守的秘密了，于是，朝野上下，作奸犯科、图谋不轨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

王健林白手起家，曾今做过亚洲首富，如今弯道超车的他，当然不可能像晋惠帝那样有“硬件”问题，也不可能不知一个亿对于绝大多数电视观众而言，是天文数字。这句话只能是要告诉公众和媒介“我有钱”。但比王思聪的名言 “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反正都没有我有钱”，多绕了个弯子，还更有幽默感，让你切身体会到前首富的“实力”。

王健林曾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上说：“在创业的前五年，我受过很多白眼、刁难和歧视。”其中一件，就是他在历年谈话中反复提到，并称之为“磨难”的贷款事件。“市里的领导觉得这个小伙子接政府的这个任务不容易，找了国有银行行长，解决2000万元贷款……可能是这个行长不愿意贷……我前后跑了50次以上，我去了，不能闯进门，我就在门口站着，有时候从早上到中午，中午到下午，也不行，就见不着他。”王健林说，“你们可以想象，一个企业老板，在银行行长办公室门外一站一整天，连续多天这种感觉。”

行长罔顾“市领导”的口谕，拖着不贷款，无非是在当时的情境下，以他的立场预估了贷款给王健林的风险和收益，在他看来，万达实力不够，失败的风险远大于收益而已。

后来随着万达实力的增强，和商家、银行等外围力量的角力关系发生了逆转，在许多演讲中，王健林都提到，“现在这些企业都得看万达眼色行事，正应了商业中的一句话‘客大欺店，店大欺客’”。

一个“欺”字，道尽了商业博弈关系的实质。而关系逆转的关键在于“有实力”或是“被认为有实力”。这样，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地也罢，与跨国企业合作也罢，就能以最低成本达到目的，对此王健林并不讳言：“我们做生意要别人来求我们，不要我们去求他们。”

必须要让别人相信其实力，而实力又往往建立在别人相信之上。这“循环论证”的道理就如同多年前的章子怡，好莱坞因为她是“最受中国市场认可的重量级女演员”而接纳她，中国市场又因她被好莱坞接纳而更加认可她。

王健林说过房地产行业的两个特点：一是不具备核心技术，是一个集成行业；二是没有知识产权。所以，规模和速度才是万达的竞争壁垒，而核心竞争力是基于各利益相关方对万达未来的信任，尤其是对他“有钱”的信任。

03

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

王健林说，“这几年我经常讲一句话‘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古人说，‘富贵险中求’，你要想创业成功，有把握没把握，都要去试。”他在哈佛演讲台上也说，哈佛耶鲁，不如敢闯。在他看来，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尤瓦尔·赫拉利发现，在近代工业社会之前，“为富不仁”是全人类的共识，包括富人。因为二千年的经济增长停滞期里，富者是靠多占而富，一个人收入多了，也就意味着其他人，存在显性或隐性的掠夺，“因为盘子就那么大”。所以富人要不拿出点剩余供养僧尼、教士，要不布施穷人，要不赞助些艺术活动而不求回报。而当进入工业社会后，富人们将剩余的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和再生产，胆子大了，盘子就大。

王健林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那时的他，觉得“参军最可能让自己天天有饭吃”。用暴力方式消灭那些收地租者，实现“天天有饭吃”能够成为人生小目标，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盘子也就那么大。

如今，企业家通过创新和资金投入让盘子变大了，像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企业家还成了大众偶像。如某学者所言，王义全老人、王健林和王思聪，这三代人分别代表了雄性的三种内置需求——生存、社群地位和更多的伴侣，那么，依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企业家精神”的意义上，人们理应从首富那里看到更多。

王健林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军旅生涯有很大关系，他指出，胆大也要有一定的边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军人出身。不过，他却否认万达是军事化管理的企业。

军队为基层军官提供了最朴素管理场景，也能锻炼一个人的战略耐心。具备这种知识和素养的企业家在20多年前的商界，更容易出类拔萃，这是不争的事实。万达事权分于下，财权集于上，既防止腐败，又能让大象跳舞。

对于腾讯、阿里这样提供公共产品、嵌入国民经济生活的企业来说，政府的角色更多体现在监管上；但王健林的公司，无论是以前拿地，还是如今排摸政策风向，都需要更多地与政府打交道。

所以王健林说，远离政府太假了。他经常不待人询问，便主动谈起政商关系，主张“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又说，其中学问比博士后课题难。也就是说，其中存在拿捏分寸的艺术。也许，本质上确如王健林所言，“万达是走市场的”。